Libération - 07.08.2026.pdf

3 € 第一版。第 14008 号 2026年8月7日 星期五 www.liberation.fr MARIE ROUGE PASCAGO PAUL ARNAUD Isabelle Filliozat 对阵 Caroline Goldman 教育之战 中册

Elias，于2025年1月被杀 “整个家庭都需要明白我们的儿子为什么会死去” 第 12-13 页 7月30日，德国 Observesel 处的莱茵河。摄影 THOMAS LOHNER, GETTY IMAGES

解放报 # 欧洲的危机 与 枯竭的河流 在经历了无雨的冬季和接连不断的酷暑之后，欧洲河流的水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点。除了生态破坏，这种缺水还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影响。关于多瑙河和莱茵河的报道。 第 2-4 页 法国印刷 / PRINTED IN FRANCE 比利时 3,20 €，多米尼克 3,80 €，西班牙 3,60 €，希腊 3,90 €，卢森堡 3,20 €，摩洛哥 32 Dh，葡萄牙（大陆） 3,90 €，瑞士 3,90 C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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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件 解放报 2026年8月7日 星期五

# 社论 作者 SONIA DELESALLE-STOLPER # 适应 在 1829, 维克多·雨果发表了他的诗作《愤怒的多瑙河》，这是一首地缘政治颂诗，其中波涛汹涌、雄伟的河流被拟人化，呼吁和平与理智。 在 2026, 8月，多瑙河不再愤怒，更不再雄伟。它在受苦。 这条发源于德国，在欧洲中部和东部流经近 3 000 公里，最后在罗马尼亚注入黑海的河流，正在干涸。 它的水位，就像其邻居莱茵河一样，达到了历史最低点。 几乎所有欧洲的河流和溪流都缺水，整个大陆都在为此付出代价。 干旱是政治性的。 因为全球变暖不仅增加了毁灭地区生态系统的惨烈火灾频发的风险，以及导致作物绝收或禁止浇灌的干旱事件。 这些是连锁反应，它们使欧洲经济陷入瘫痪，其多米诺骨牌效应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扩展。 那些无法再冷却的核电站，导致电力生产减少，使企业、公共机构甚至城镇陷入黑暗。 那些活动放缓甚至暂停的工业基地，那些因吃水深度不足导致船只无法通行而中断的货物或燃料运输。 名单并不完整，且这种现象不再是例外或季节性的。 它已成为我们的新常态，而气候学家们正担忧 9 月甚至整个秋天将是炎热干燥的。 在布鲁塞尔，一个工作组正在收集受影响的欧洲国家的经验反馈，而所有国家都受到了影响。 因为干旱是政治性的。 现在的时刻应当是预判、适应，尤其是协作，因为只有一种全球性的、共享的思维方式才能理解、适应并创造这种新的欧洲现实。

欧洲陷入水危机

在经历了一个降水不足的冬季后，受新一波热浪的影响，水资源短缺情况进一步恶化，并波及所有行业。各国现在必须共同重新思考其资源管理方式。 作者：AURORE MAUBIAN

在帕克斯 (核电站) 的控制屏幕上，多瑙河的水位下降是以损失的兆瓦数来衡量的。该电站承担了匈牙利近一半的电力生产，利用河水为反应堆冷却。但目前水位过低且水温过高。周一，该电站的发电量仅为 240 兆瓦，而通常为 2 000 兆瓦，四个反应堆中仅有一个仍在运行。次日深夜，电站几乎停运。

“我们刚刚度过了迄今为止最艰难、最关键的一个夜晚，”总理彼得·马扎尔（Péter Magyar）周二上午在 X 上写道。为了减轻电网压力，匈牙利不得不进口电力并削减能耗。电力货运火车在高峰时段被暂停，地铁和有轨电车减速，部分公共建筑陷入黑暗。大型工业场所则被要求降低活动强度。

“警告”

这种极端情况是数月以来累积的水分亏缺结果。“今年冬天阿尔卑斯山几乎没有下雪，或者极少，”弗赖堡大学水文学教授克尔斯廷·斯塔尔（Kerstin Stahl）解释道。而积雪融化为“多瑙河以及莱茵河”提供水源。由于今年春季异常温暖，河流未能获得往年惯有的补给。在捷克共和国，这是自 1961 年以来记录的最干燥春季；在斯洛伐克，4 月份自 1881 年开始记录以来从未如此干旱。

“情况正在恶化，”欧盟委员会的一名官员指出，“中欧大部分地区处于警告或警报状态”，且出现了“严重的土壤湿度异常”，对“植被和农作物”的影响已经显现。他补充道，在多瑙河的某些河段，“情况比 2022 年糟糕得多”，而 2022 年已经是一个黑暗之年。

“这是连锁反应，”克尔斯廷·斯塔尔解释说。当河流水位下降时，船只必须减轻货物重量以保持漂浮，或者停止航行。在捷克共和国，易北河的航运自 4 月起就已停止。在塞尔维亚，驳船和油轮的运输量仅为通常能力的 30% 到 40%，导致 7 月计划的石油产品进口量被限制在约四分之一。

不过，经济后果并不均衡，这位教授补充道：“船主因为无法保证运输而损失金钱。但相反，一些将货物转运至铁路的港口则出现了活动量激增，因为所有船只都必须在那里停靠。”

干旱还影响了捷克经济的一大支柱：酿酒厂。啤酒约 90% 由水组成，该行业对水的需求量极大。汽车制造商、数据中心或农业食品部门同样遭受短缺之苦。

「需要合作」

对于克里斯汀·斯塔尔（Kerstin Stahl）而言，这场危机迫使人们放弃认为所有用水需求都能得到保障的想法。她认为：「也许我们必须接受，我们无法总是获得想要的一切」，并以河运领域为例。过去，由于水位下降，船只每年大约有20天无法满载航行。「未来，这个时长可能会翻倍。」

「干旱影响的不仅是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而是极其广阔的领土」，前述的欧盟官员强调。在布鲁塞尔，一个工作组已经召集成员国分享经验。其目的不再仅仅是做出反应，而是要预判「接下来的六个月、十个月，甚至接下来的二十年」。「应对干旱需要合作」，他继续说道。

克里斯汀·斯塔尔指出：「对于大河而言，采取工程措施的可能性几乎已经耗尽」。这位水文学家呼吁，与其增加新的开发项目，不如「恢复环境储存水的自然能力」，并优化现有基础设施。由于这些事件不再被视为异常情况，这种转变显得尤为必要。这位欧盟负责人警告说：「它们正在成为新常态。我们对八月和九月的模拟结果对中欧来说真的不乐观。结果显示极端热浪的风险依然很高。」

不过，彼得·马戈（Péter Magor）在本周四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多瑙河的水位已经比周日记录的最低水位高出9厘米，且奥地利集水区预计将有降水。帕克斯 (核电站) 的一台涡轮机已投入运行」，这位匈牙利领导人在推特上写道。「尽管如此，在这一领事日，减少电力消耗仍然至关重要。」

法国同样干渴

法国本土河流和溪流的状态极其令人担忧。根据法国生物多样性局的数据，其工作人员监测的站点中有 43% 受到流量中断或干涸（水资源在超过一半的场地中蒸发或渗漏的情况）的影响——这在八月初是一个「从未观察到的临界率」。总共有 1 373 条水道受到影响。最严重的退化发生在从旺代省到大东区（Grand Est）的一条轴线上。

在罗马尼亚，多瑙河不再奔流

欧洲第二长河的水位处于历史低点。干旱干扰了航运，威胁到灌溉，并开始影响该国的能源基础设施。

在餐厅的露台上，康斯坦丁·伊奥内莱（Constantin Ionele）总是面向多瑙河而坐。他出生在欧洲第二长河的罗马尼亚河岸，永远不会厌倦这里的景色，景色随时间流逝以及船只经过的节奏而变化。“在一天之内，你可以看到十几种不同的景观，”这位父亲保证道。

自7月初以来，他也见证了一个日益频繁的现象：水位剧烈下降。在河流进入罗马尼亚的入口处，水文部门观察到流量处于历史低位，几乎比季节常态低三倍。在多瑙河的部分河段，现在可以看到大片沙洲。

“这些年，这种情况通常在8月开始，9月结束，”康斯坦丁·伊奥内莱观察到，他在2013年于贝切特（Bechet）小河港附近开设了自己的餐厅。他的店经常接待前往河对岸保加利亚或希腊的旅行者。但由于水位过低，连接贝切特与保加利亚奥里亚霍沃（Oryahovo）的渡轮自7月10日起已停运。除了少数在掉头前进行补给的游轮外，游客已纷纷离开，因为这些船只无法继续向下游航行。

作为欧洲贸易的生命线，多瑙河从德国横跨大陆直到罗马尼亚，最后注入黑海。每年有超过5000万吨货物（包括乌克兰谷物）通过该河运输。为了降低搁浅风险，商业交通目前受到限制。

“船只仍在航行，但它们不再满载。它们的吃水深度 [指水面到船底的距离，编者注] 被限制在2米，而此前为2.5米，”下多瑙河河务管理局代表阿德里安·迈泽尔（Adrian Maizel）详细解释道。通常运输多达九艘驳船的推船船队，现在每趟被限制为两艘驳船。

“这种情况大大延长了运输时间，并减少了通过河流运输的货物量，”阿德里安·迈泽尔指出。在农业季节正值高峰之际，这些限制干扰了出口。在罗马尼亚，一些农民难以消化其库存。

丹尼尔·尼卡（Daniel Nica）的公司在距离贝切特港几公里的地方耕种10 000公顷土地。他的办公室紧邻巨大的银色筒仓。“我们有20 000吨货物等待交付，”这位农民遗憾地表示，他担心到夏末时将没有空间存储玉米收成。

向日葵。多瑙河水位的下降还阻碍了该地区农田的灌溉，因为水无法再被抽向某些渠道。对于像穆古雷尔·伊奥努·斯坦库（Mugurel Ionu Stancu）这样的中型生产者来说，这种情况尤其令人担忧，他尚未摊销2021年购买的灌溉设施成本。

“由于每年重复出现的周期性干旱，灌溉需求出现了。春季作物简直不再盈利，”这位农民在他那绿黄相间的向日葵地前肯定道。

在罗马尼亚南部， --- 4 事件

，极端干旱事件频发，气温经常超过40℃。去年夏天，极端热浪摧毁了大部分作物。今年，穆古雷尔·约努·斯坦库（Mugurel Ionu Stancu）希望近几个月的降雨能够弥补干涸的渠道。但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周的情况不会有所改善。专家预测，8月大部分时间将出现酷暑，并伴随新一轮的降水不足。因此，多瑙河的水位可能会继续下降。“由于干旱和气候变化，目前我们的预测并不乐观，”阿德里安·迈泽尔（Adrian Maizel）强调。大坝的运行，特别是位于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边境的铁门水电站群，可能也在当前的低流量中发挥了作用。

“堤坝”。为了方便水流进入灌溉泵并拓宽河流的可航道，罗马尼亚当局自4月以来已清淤超过50 000平方米的沉积物。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罗马尼亚分会水与气候项目负责人卡梅利亚·约内斯库（Camelia Ionescu）认为，这些临时方案最终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地下水储备。然而，地下水对多瑙河的运行至关重要：河流在洪水期间补充地下水，而地下水在干旱期间支撑其流量。这种自然平衡正逐渐被人类活动破坏。“多瑙河与其泛滥平原之间的自然连接已被中断，特别是由于堤坝的建设、部分湿地的干涸以及沼泽被转化为农田，”卡梅利亚·约内斯库解释道。

在贝切特（Bechet）周边，由于地下水不足，一项计划拟直接通过多瑙河为居民供水。卡拉法特（Calafat）或加拉茨（Galati）等几个大城市长期以来一直从该河取水。目前，罗马尼亚当局保证居民无需担心家庭用水中断，但部分工业已经受到影响。切尔纳沃德（Cernavoda）核电站的两个反应堆之一于7月28日停机，该电站的冷却系统依赖多瑙河，并生产该国约20%的电力。当局表示，第二个反应堆随时可能被切断。整个8月已宣布进入能源警戒状态。周一，为了尝试将河水重新引导至电站，罗马尼亚海军使用180公斤炸药炸毁了一块阻塞水流的巨石。

玛丽亚·格特-尼库莱斯库（MARIA GERTH-NICULESCU） 驻贝切特（罗马尼亚）特派员

8月5日，德国考布（Kaub）的莱茵河。 照片：THOMAS FREY DPA AFP

莱茵河水位跌至最低：德国经济陷入干涸

这条纵贯德国南北的河流水位已降至极低水平。在这条战略轴线上，驳船被迫将载货量削减至其容量的 25%。德国大众日报《图片报》（Bild）讽刺道：“莱茵河变成了徒步旅行小径”。而杜塞尔多夫的地区日报《莱茵邮报》（Rheinische Post）则在质疑：“很快我们就能步行跨越莱茵河了吗？”

这条河流通常水流湍急且威力巨大，是莱茵兰欧洲地区的脊梁，但今年夏天却像是一条峡谷底部的溪流。它的河岸变成了布满鹅卵石的宽阔沙滩，宛如海边，河中心出现了许多小岛，有时还能看到生锈的自行车从中露出。在某些地方，水位低于两米。

上周，当河流达到历史最低水位时——周六在科隆为 67 厘米，比 2018 年的上次纪录低了两厘米——一名在曼海姆附近散步的人发现了一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手榴弹。该手榴弹随后被排雷部门迅速回收。自从警方发现了一个疑似来自抢劫案的保险箱后，干涸的河道也吸引了业余寻宝者。

船只停滞。这条对德国经济至关重要的战略轴线水位下降令专家们感到担忧，尤其是其发生时间之早：科隆的平均流量不足 500 立方米 / 秒，而科布伦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为 2 000 立方米 / 秒，这些数值通常在秋季才会出现。城市之间的这种差异是因为每个监测站都有自己的参考零点，因此各城市的量规数值无法直接比较。

克雷费尔德港总经理帕特里克·A·维索茨基（Patrick A. Wisotzky）在《莱茵邮报》中指出：“但（这些干旱的）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比以前要严重得多。”

在莱茵河沿岸的科隆附近，游轮码头空无一人，私人船只停留在泥泞中，而大多数被当地居民广泛使用的渡轮在不冒着搁浅风险的情况下已无法横跨河流。为了到达莱茵河对岸，驾驶员不得不开车绕道以寻找开放通行的通道。但在波恩、科隆、杜塞尔多夫或杜伊斯堡，多座桥梁被关闭禁止通行，这与河流水位无关，而是因为德国基础设施的陈旧。

由于驳船被迫将载货量削减至其容量的 25%，德国经济运行缓慢，因为该国 80% 以上的内河运输通过莱茵河。供应链受到干扰，尤其是依赖该河流的化工、钢铁巨头或炼油厂。此外，煤炭、谷物和集装箱也通过该河运往鹿特丹、安特卫普或汉堡。

电力生产同样受到干扰。德国虽然不再拥有核电站，但其燃煤电站需要用水。面对持续的干旱，能源集团 Uniper 不排除在未来几周内降低“Staudinger 5”电站的运行功率。

替代方案。逻辑结果是，运输价格暴涨，从6月底的每吨45欧元上升至150欧元。“归根结底，这种活动下降可能会使我们希望在2026年[在德国]实现的经济增长化为乌有，”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遗憾地表示，该研究所预计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GDP将下降0,4%。安联保险（Allianz）评估认为，如果此类极端夏季重复出现，到2030年德国企业的损失将超过1100亿欧元。新任联邦交通部长斯特芬·比尔格（Steffen Bilger）昨天在波恩召集了所有河运参与者，讨论货物运输的可能替代方案。由于河流右岸铁路的全面翻修，情况变得尤为困难，该工程同样是由于德国基础设施投资滞后所致。根据莱茵河航道管理局（WSA）的预测，科隆、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鲁尔奥特和莱茵河畔埃默里希的水位今天将进一步下降。“情况预计将进一步恶化，”WSA发言人莫里茨·阿克斯特（Moritz Axt）警告道。对于水文学专家来说，现在是时候深入重新思考水资源管理并从上游解决问题了。“必须将水留在自然空间中以扭转这一趋势，”布伦瑞克奥斯特法利亚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克劳斯·勒特彻（Klaus Röttcher）在接受公共电视台ARD采访时强调。根据环境部长卡斯滕·施耐德（Carsten Schneider）的说法，德国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土壤和地下水损失了6000 亿立方米的水。如果到2050年仍未采取行动，该部评估的经济损失将达到6000亿欧元，即每年约250亿欧元。

CHRISTOPHE BOURDOISEAU 科隆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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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通过 fondationdefrance.org 或开具支票至 Fondation de France - Solidarité canicule, incendies 60509 Chantilly Cedex 进行捐款。法国基金会发起一项团结呼吁，旨在为目前及长期受影响的人员提供帮助。 法国基金会 所有事业的基金会

--- 6 世界

委内瑞拉

“现在我想住在平房里”

在6月24日的双重地震导致房屋被毁后，近 25 000 人被安置在避难所中。这些受灾者被安置在学校、体育场或空地上，依靠人道主义援助生存，不知明天将如何。

7月14日，在拉瓜伊拉（La Guaira），受灾者正在领取人道主义援助。照片：RAULARBORERA. AFP

作者：ALICE CAMPAIGNOLLE 驻加拉加斯记者

“一走出废墟，抱着我的女儿，我就跑到了这里，并一直留在这里。”自灾难发生以来，索埃（Soe）一直住在拉瓜伊拉地区卡拉巴莱达（Caraballeda）高尔夫球场上的一顶帐篷里。和她一样，有 300 多人选择在俱乐部的草坪上居住，以避开那些虽然还屹立但因结构受损而极其危险的建筑周边。这位三十多岁的女性坐在塑料椅子上解释道：“当时我惊慌失措，即使地面停止震动，那些高楼依然在摇晃，所以我觉得这里是最好的地方。”除了由私人捐赠的帐篷，这就是她现在拥有的全部财产。

废墟与临时营地

直到6月24日，这名年轻女性还住在对面的一组社会住房中。她的住宅楼倒塌了，她的母亲和9岁的儿子也被埋在其中。“最初的几个晚上，我是在雨中度过的，唯一的遮蔽物就是一个垃圾袋，”她回忆道。渐渐地，避难所形成了规模，私人捐赠开始涌入，人道主义组织以及一家野战医院也随之进驻。现在，军人们在入口处把守。灾民们与被派来增援的委内瑞拉士兵共同占用着曾经一片翠绿的草坪。士兵们同样在野战医院排队。“他们患有与平民相同的疾病：腹泻、呼吸道感染、脱水……”一名医生解释道，“而且有时他们会向我们要食物，”他低声说道。基础设施十分简陋，一个大帐篷充当食堂——午餐时间会排起一百多米的长队——帐篷被用作灾民的接待区，还安装了大约10个化学厕所和几个淋浴间。这些服务完全由人道主义组织提供。

索（Soe）与几位前邻居一起搭建了一个小家。在帐篷之间拉起的一块防水布让他们在白天能有一点阴凉——天气闷热得令人窒息——一个翻转过来的塑料箱被当作桌子使用。“这肯定比之前好，但蚊子快让我疯了，”她一边说，一边指着腿上密密麻麻的叮咬痕迹，“因为这个以及灰尘，我把7岁的女儿送到了姑姑家，这里对她来说简直无法呼吸。”在几米之外，每当卡车经过，尘土便飞扬而起，灰尘渗透到每一个角落。“根本不可能保持帐篷内部干净，”这名灾民叹息道。但她不愿远离住宅楼的废墟，因为她的儿子和母亲的遗体尚未被找到。“还没有人跟我谈过新公寓的事，所以我一直在等，”这名年轻女性详细说道，“我听说政府将人们安置在14层高的楼房里，”她补充道，“这绝对不行，现在我想住在平房里。”

事实上，在7月3日的一次官方活动中，代理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Delcy Rodriguez）在加拉加斯富埃特蒂亚纳（Fuerte Tiana）军事区大张旗鼓地向无家可归的家庭交付了87套公寓的钥匙，这些公寓位于地震前就已经建成的楼房中。罗德里格斯承诺在年底前再提供4 000套住房，但这一目标似乎难以实现。

在高尔夫球场以西几公里处的拉瓜伊拉（La Guaira）港口，有另一个临时营地，就像如今随处可见的那样。这里没有士兵，避难所从第一天起就由居民自行管理：138人在此安家，其中包括78名未成年人，他们就住在已变得无法居住的住宅区对面。尽管墙壁被毁，但四栋塔楼并未完全坍塌，因此灾民们更倾向于留下来，以此看守他们微薄的财产。“有人告诉我去附近体育馆的避难所，但我的所有东西都在上面。我已经没房子住了，难道还得放弃我的家具和电器吗？”鲍里斯（Boris）质疑道，他担心被洗劫甚至被拆除。于是，他与妻子和三个孩子一起住在自家大楼对面的社区学校操场上。这个营地虽然简陋，但看起来还算整洁。

“我们只能靠自己”

自从帐篷搭建在托盘上后，就不再渗水了，“这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约斯梅尔·阿尔瓦拉多（Yosmel Alvarado）解释道，“以前每次下雨都是一场混乱，我们最后都被淋透了”。这个面带微笑的年轻人是加拉加斯的拳击教练，地震次日，他的学生们就组织起来为他提供必要的帮助。

“一家五金店给了我们几十个托盘，我们还购买了帐篷，收集了衣服，购置了药品等等，”芭芭拉·莱奥帕尔迪（Barbara Leopardi）描述道。一个多月以来，她竭尽全力为这个社区以及其他社区提供援助。“我总共帮助了三组邻居。他们是通过熟人介绍认识的。我还资助了一位朋友父亲的护士的女儿。”这名年轻女性募集资金，并为这些如今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他们所需的一切。“从燃气炉到镊子，什么都有，”她笑着说。

在这里以及所有的避难所中，灵活应对和团结互助让灾民得以生存。“我们没有收到来自公共部门的任何东西，”与家人一起住在这里的年轻女性祖莉·坎波斯（Zulli Campos）解释道，“没有人来给我们登记，我们只能靠自己。幸好有像芭芭拉这样的倡议。”

根据官方消息，目前在委内瑞拉有 24 477 人居住在 107 个临时避难所中。周日更新的地震统计数据显示，共有 6 125 人死亡，1 400 人失踪。但随着灾难冲击的消退，私人捐赠在减少。在首都最重要的捐赠中心之一——中央大学收集中心，地震 40 天后，捐赠量下降了 70%。然而，避难所仍然缺乏食物和饮用水。

在约斯梅尔和祖莉的营地里，一个福音派组织安装了一个饮用水箱，每周充装一次。同一教会捐赠了面积达数平方米的大型帐篷，在整个地区随处可见。在帐篷里可以站立，并且可以铺设多张床垫，对于祖莉·坎波斯来说，这是一种“奢侈（luxo）”，让她能与丈夫、儿子和母亲在相对私密的空间里睡觉。

“我知道我们比很多人情况好，但我累了，我受够了待在这里，”这名年轻女性倾诉道，“我的儿子哭了一整夜，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吵醒了整个营地。我想有个自己的家。”

在权力与反对派之间，讨论谨慎开启

在美国的压力下，加拉加斯决定就过渡和选举问题进行对话。但对地震的处置加剧了民众对左翼政权的不信任，而该政权如今已与特朗普结盟。

就在临时政府与部分反对派开始会面以勾勒民主过渡蓝图之时，另一种方案已然浮现：将委内瑞拉转变为美国的第51个州。唐纳德·特朗普曾在5月在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中提及此事。周六，他在Truth Social上发布了一张该国处于托管状态的地图，地图被重新涂成了星条旗的颜色。

这并非孤例。今年1月，在尼古拉斯·马杜罗被捕后不久，这位亿万富翁发布了一份伪造的委内瑞拉维基百科页面，其中标注着“临时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而在4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声称自己在委内瑞拉“如此受欢迎”，以至于他确信如果参选，一定能当选。

目前，临时国家元首仍是尼古拉斯·马杜罗的前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Delcy Rodriguez），她是查韦斯主义（已故总统雨果·查韦斯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纯正产物。她正积极与曾经的死敌合作，特别是将石油、电力和矿业等战略部门交给美国公司管理。她的哥哥、国民议会议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Jorge Rodriguez）对她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经常用“罗德里格斯家族”（Los Rodriguez）来指代目前的加拉加斯政权。

为了与这对搭档谈判，美国委派了迪诺拉·菲格罗亚（Dinorah Figueroa）。她曾是一名反对派议员，现居美国，且在同胞中毫无知名度。她占据了本应属于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的位置，后者是反查韦斯主义的领军人物，此前被选举当局排除在2025年总统竞选之外。但唐纳德·特朗普反复强调：他不信任这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女性，且后者还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极右翼建立了密切联系。她的政党“拯救委内瑞拉”（Vente Venezuela）已经宣布，将不参与这一被认为是不合法的进程。

迪诺拉·菲格罗亚于周三抵达该国，此前她在6月进行了一次访问，这是她流亡八年后的首次回国。目前尚不清楚谈判桌上的政治议程为何。她的任务是探讨未来举行民主且透明选举的条件，这与2025年延长尼古拉斯·马杜罗任期的选举截然相反。但监督此次对话的华盛顿方面尚未设定任何期限。

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道，没有任何重大决定是在不向华盛顿请示的情况下做出的。根据《纽约时报》，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与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经常通过WhatsApp用西班牙语交流，且没有任何重大决定是在不向华盛顿请示的情况下做出的。

一个曾与莫斯科和德黑兰结盟、抨击帝国主义并赞美共产主义古巴的政权，如何在过去七个月里与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手牵手前行？这种违背天性的组合竟然奏效了，并在经济复苏中取得了初步成果。石油生产已经重启：7月份向美国出口了每日630 000桶原油，是12月份的三倍。对于自对抗伊朗战争开始以来就没从沙特阿拉伯获得一滴原油的华盛顿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至于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西莉亚·弗洛雷斯（Cilia Flores）的命运——他们原定于2027年初在纽约因贩毒罪受审——现在几乎不再被提及。

压力。然而，洛斯·罗德里格斯（Los Rodriguez）的权力在内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民众的主流情绪认为，在6月24日的两次地震之后，当局在救援工作以及面对数万名受灾者时几乎没有发挥作用。本周更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死亡人数已超过6 000人。此外，尽管在美国压力下于1月承诺了全面特赦，但政治犯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周四，其中一名政治犯的死亡引起了强烈反响。71岁的何塞·布雷霍（José Breijo）在6月被司法监督释放。但在他根据居家监禁决定返回家中时，他发现自己的公寓已被分配给了一名逮捕过他的警察。尽管在监狱中遭受两年半的虐待后身患重病，他仍在走廊里睡了几天，直到在媒体压力下才找回自己的房产。他将永远不会因为被指控的“恐怖主义”罪名接受审判：他曾试图通过出售一张据称是某个伊斯兰组织在加拉加斯总部的照片来获利。根据非政府组织Foro Penal的数据，截至8月3日，该国仍有382名良心犯。 FRANÇOIS-XAVIER GOMEZ --- 8 总统大选

回忆那个夏天…… 2001年，在若斯潘时代，一个世界的终章

在9·11事件之前，或者在极右翼在总统大选中突破之前，尽管其领导并组建政府的联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疲态，但社会党内部依然主导着一种慵懒氛围。作者：LUCIE ALEXANDRE

这是一个世界终结前的最后一个夏天。自雅克·希拉克在1997年宣布一次失败的解散议会以来，利昂内尔·若斯潘担任总理已经四年了。“多元左翼”是一个由五个党派组成的复合多数派。与未来的2024年新人民阵线等其他立法联盟不同，他们从未有过共同纲领。仅在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党与其四个合作伙伴——生态党、共产党、左翼激进党以及让-皮埃尔·舍韦内门的共和公民运动（MRC）之间签署了双边协议。不到一年后，法国的政治生活将发生不可逆转的剧变。2002年4月21日，第五共和国历史上首次出现极右翼候选人让-马里·勒庞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的情况。在被淘汰后，左翼必须重新唤起某些信念，并为了扩大“共和屏障”而向右翼投出“策略性选票”

系列 2 / 6 在总统选举前十个月，政治格局往往与法国人在第一轮投票当天所面对的截然不同。整个八月，《解放报》政治部将重新潜入档案，以提醒人们——通常情况下——必须小心：一个夏天的真相并不（一定）等同于次年春天的真相。为了阻止贝当的继承者登上国家最高职位，（人们必须建立）“共和堤坝”。去年3月22日去世的利昂内尔·若斯潘当时已彻底淡出政坛。一场海啸。

“2002年是一次真正的断裂，因为那是民调和分析师们犯错最严重的一年，我们感觉自己工作得不够出色，”民意调查专家、社会学家丹尼尔·博伊回忆道，他当时已在政治研究中心（Sciences-Po）任职。“在那之后，我们告诉自己，未来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需要有更多的想象力，”他补充道。与其他见证者一样，他对2002年风暴之前的2001年那个平静的夏天记忆寥寥。

回顾左翼多元联盟执政最后一个美好季节的三个标志性片段。读者将会发现，就像19世纪文学中典型的“再次出现的人物”一样，许多当年的参与者如今依然在场，只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6月6日 《世界报》发表关于利昂内尔·若斯潘托洛茨基主义背景的调查

这并不完全是一个揭秘，但却产生了小型炸弹般的效果。尽管关于总理托洛茨基主义背景的传闻自其任期开始就一直盛行，但《世界报》在2001年6月6日详细回顾了利昂内尔·若斯潘年轻时在国际共产主义组织（OCI）中的活动。他在那里秘密活动了近二十年，直到70年代，化名为“米歇尔”。他所属的兰贝特派成员习惯于在社会党内部实行“渗透”，并通过晋升来影响路线。而若斯潘是在1971年埃皮奈代表大会后加入社会党的。直到2001年，他一直以否认的方式回应关于其兰贝特倾向的指控。在1995年总统大选期间，他曾这样声称：“我从未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传闻是由于与我的兄弟奥利维尔混淆而产生的。”

在该日报发表后，右翼抓住此事攻击总理的双面性。当天，莫尔比昂省议员弗朗索瓦·古拉尔（现为爱德华·菲利普的“地平线党”财务主管）在国民议会发起攻击：“今天，情况促使我询问您，报道的事实是否准确，以及您至今隐瞒这些事实的原因是什么？”

“在政治中，重要的是我们做了什么，建设了什么，是……”

“不要假设，不要管人们怎么想”，当天在 Europe 1 电台，若斯潘试图以这种奇怪的方式来化解危机。在那个时代，前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社会党（PS）中毕竟是常见的群体。让-路易·梅朗雄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是忠诚且纪律严明的职业教育部长，他声称自己属于“世界上最左翼的政府”，并且直到最后都支持若斯潘。然而，这位马蒂尼翁宫的主人对另一位前托洛茨基主义者——但属于另一个派系，即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CR）——怀有深深的怨恨，他认为对方是泄密事件的负责人：即未来的 Mediapart 创始人、当时的《世界报》编辑总监埃德威·普莱内尔。利昂内尔·若斯潘地认为，是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向该记者提供了情报。必须承认，雅克·希拉克在爱丽舍宫的总秘书有着这样名声：他策划所有阴招以击败共和国总统的竞争对手。“这件事本身根本不严重，但这一插曲深刻地动摇了若斯潘，”另一位曾经过 OCI 的社会党人让-克里斯托夫·坎巴德利斯如今分析道。利昂内尔·若斯潘，2001年6月9日，时任总理，在拉德芳斯（上塞纳省）的一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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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集会上。照片：JACK GUEZ. AFP。他将自己的公众形象建立在某种道德严谨之上，而这件事让他被贴上了能够撒谎的人格标签。

7月10日 生态主义者多米尼克·沃伊内（Dominique Voynet）离开政府

这是一次和平分手，没有争吵，也没有摔盘子，且已筹备数月。若斯潘（Jospin）曾请求他的国土整治与环境部长耐心等待至夏天再离开这艘船。7月10日，爱丽舍宫通过一份简短的公告宣布，由另一位长期渴望担任部长的生态主义者伊夫·科谢（Yves Cochet）接替她的职务。

“我离开时并没有生气，”多米尼克·沃伊内回顾道。但在环境部任职四年——这是一个纪录——之后，“我渐渐失去了初期的热情，‘多元左翼’（gauche plurielle）内部的氛围在恶化，存在一些冗赘，我越来越难以获得最终裁决，”这位在2024年解散议会后的立法选举中当选为杜（Doubs）省议员的人讲述道。

那个夏天，媒体也指出若斯潘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相对较低。与此同时，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敏锐地察觉到公众的关注点，开始扮演气候变暖的预警者。沃伊内的离职是多元左翼逐渐疲软的新症状。在前一年，即2000年8月，该联盟的另一位领军人物、内政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Jean-Pierre Chevènement）因在关于科西嘉岛自治的马蒂尼翁进程上存在分歧而离职。这个借口让这位共和国运动（MRC）的党魁能够腾出空间，为他的总统竞选之行做准备。

“这并不完全是一次决裂，因为他在离开政府‘梦之队’的同时，仍表示自己在国民议会中属于多元左翼，”雷恩政治学院（Sciences-Po Rennes）的历史教授蒂博·特利耶（Thibault Tellier）分析道，他将在几个月后出版舍韦内的传记。

2001年夏天，这位主权主义领导者“既非右翼也非左翼”的定位吸引了当时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24岁的马克龙在8月前往佩皮尼昂（Perpignan）参加共和国运动（MRC）的夏季大学。这位未来的共和国总统还将表示，他在第一轮投票中投票给了舍韦内，而当时在2002年4月21日，有不下八位左翼候选人面向选民。这种分散局面在事前并未受到若斯潘支持者的真正抵制。

“若斯潘并不试图阻止其他人参选，因为这正是他及其团队所追求的策略，他们认为这将为第二轮投票储备选票，”巴黎东克雷泰伊大学（université Paris-Est Créteil）的历史讲师、多元左翼著作合著者皮埃尔-埃马纽埃尔·吉戈（Pierre-Emmanuel Guigo）解释道。在那个时代，确实没有人能想象社会党会错过进入最终决战的机会。

「我离开时并没有生气。但是[...]多元左翼内部的氛围在恶化，存在一些冗赘，我越来越难以获得最终裁决。」 ——多米尼克·沃伊内，1997至2001年环境部长

14 JUILLET 雅克·希拉克在安全问题上攻击左翼

尽管媒体报道称两人在2001, 年夏天关系日益紧张，但若斯潘仍坚持“建设性共存”的理念，不希望过快地对共和国总统发起敌对行动。相反，雅克·希拉克决定竞选活动必须从 14 juillet 开始。他在国庆节传统的电视讲话中，借机猛烈抨击“多元左翼”在安全方面的政策。他语气严肃地表示：“国家权威缺失”。总理本应做出的自然反击并未真正发生。一名来自索恩-卢瓦尔省、年仅 38 岁的激进社会党议员阿诺·蒙特堡试图挺身而出对抗国家元首，但他的举动让若斯潘感到厌烦而非受到启发。如今，历史学家认为，面对这种关于“纵容”的指责，左翼未能有效反击，而政府首脑在发表政策宣言时，曾将安全列为仅次于就业的第二优先级。而且，其成果绝非微不足道。尽管舍韦内门离开了，但他的继任者、社会党人丹尼尔·瓦扬继续推进已启动的项目，并建立了日常安全警察制度，而这正是MRC主席所反感的。“在竞选期间，若斯潘在右翼的逼迫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下，难以捍卫在安全领域采取的政策。左翼未能将辩论引导至更有利的地盘，例如将安全概念扩大到就业稳定性”，历史学高级教师、曾撰写关于社会党在多元左翼时期与安全关系论文的莱昂纳德·德马克里安分析道。另一方面，正如那年夏天的文章所证明的，国民阵线似乎几乎消失了。历史学家埃莉萨·施泰尔将这种具有误导性的“日食”现象解释为两种原因。“在 90, 年代末，由于 1998, 年底布鲁诺·梅格雷的分裂与被除名，以及让-马里·勒庞在 1999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低得票率（5,7%），人们产生了一种国民阵线即将终结的幻象，而实际上这只是在选票持续增长过程中的一次简单波折”，这位多元左翼著作的作者强调。这说明过于狭窄的时间视角很容易让观察者变得短视。

➡ ## 讣告

逝世

巴黎 (75) Jean-Louis 和 Florence BACHELLIER（其兄长与嫂子）、Marie-Hélène FROMONT-BACHELLIER（其姐妹）、Julien, Simon, Antonin 和 Ferdinand（其侄子们），悲痛地通知您：

Evelyne BACHELLIER，又称 "ADÉ"

于 2026, 年 7月 21 日星期五逝世，享年 76 岁。 私人仪式已于 2026 年 7月 27 日星期一举行。

您在组织研讨会、研习班、会议…… 请联系我们 预订与刊登：次日刊登需在前一日9时至10时之间办理 价格：每行 16,30 €（含税） 10 行套餐：单次刊登 153 €（含税） 订阅者及协会：每增加一行 15,30 €（含税） - 10 时 电话：01 87 39 80 00 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文本发送给我们：carnet-libe@leamedia.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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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法国环境 在马什普里姆附近，7月 26 日，在影响吉伦特省的特大火灾期间。 照片 ASTRID LAGOUGINE HANS LUCAS

火灾与CO₂

全速推进的一年

吉伦特省的大规模山火等事件影响了法国的碳足迹。从1月到8月初，火灾排放了近 4 百万吨二氧化碳，远高于 2022, 年和 2003. 年同一时期的排放量。ELÉONORE DISDERO 报道

自夏季伊始，火灾已在法国多地肆虐，给受影响地区的居民、森林和野生动物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在气候变暖以及该国目前经历的创纪录干旱的加剧下，吉伦特省的大规模山火，以及近几周吞噬朗德省、瓦尔省、德龙省、东比利牛斯省、枫丹白露甚至弗雷埃尔角（阿摩尔海岸省）的烈火，同样对气候产生了影响。事实上，2026 年的火灾已经释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在同一时期内超过了此前已创历史记录的 2022 年和 2003 年火灾季。

截至 8 月 3 日，哥白尼欧洲大气监测服务局“指出法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估计为 3,9 百万吨 (MtCO₂)”，该地球观测基准计划的火灾数据专家马克·帕林顿（Mark Parrington）详细说明道。2022 年同一时期，火灾排放量为 3,23 MtCO₂，而 2003 年为 2,82 MtCO₂。因此，截至 8 月初，“2026 年在我们的数据集所涵盖的 24 年中，法国与火灾相关的估计排放量最高”， 11 该专家继续说道。

然而，从十二个月的周期来看，2022 年和 2003 年理所当然地记录到了更高的总量。因此，最终的对比只能在年底才能完成。火灾相关排放量的计算基于一个交叉乘法，源自对过火面积的估计。“首先，我们通过卫星检测热点，即与火焰热量相关的热异常。根据其位置，我们随后评估有多少生物量 [即植物活体物质，编者注] 被烧毁。由此，我们得出近似的碳排放量”，科罗拉多大学火生态博士后研究员利利安·瓦莱（Lilian Vallet）解读道。

大量污染物

哥白尼全球火灾同化系统正是基于这种算术逻辑。但该工具的不同版本为两个不同的欧洲监测平台提供数据：一个是最近推出的 Fire Emissions Watch（马克·帕林顿所依据的平台），另一个是 Effis（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两者的得出的数字略有不同。“这两个版本都是可靠的，但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与火灾的可观测性和卫星检测限制有关，”马克·帕林顿保证道。此外，Fire Emissions Watch 仅提及全球火灾排放的碳以及烟羽的轨迹，而专注于欧洲的 Effis 则提供了关于排放物质更广泛的信息。事实上，除了温室气体（CO₂、甲烷、一氧化二氮）外，植被燃烧还会排放大量污染物，“特别是气体（如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以及甲醛和苯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其中许多对人体健康有不利影响，以及颗粒物（黑碳、有机碳），”马克·帕林顿详细解释道。例如，利利安·瓦莱指出，黑碳是一种寿命短但增温能力强的重质化合物，甚至能改变冰川地区的反照率（即其反射能力），并导致其融化。虽然许多此类污染物是由森林火灾直接排放的，但另一些则是在烟羽中通过化学反应形成的，例如臭氧。尽管拥有所有这些知识，火灾的碳足迹仍是 proba-

烟草工业即将面临征税？

“大烟草公司”很快将被要求出资，以充实一项火灾后的重新造林基金并资助民事安全部队？来自伊泽尔省的共和党（LR）议员、前卫生部长亚尼克·诺德提出了一项法律提案，旨在对烟草工业的营业额征收一项贡献金，以便让“那些生产数十亿个烟蒂的人最终承担起他们的责任”。事实上，10 场火灾中有 9 场是由人为引起的，通常与未熄灭的烟蒂有关；且 17% 的吸烟者承认会从车窗扔出烟蒂。1998 年至 2021 年间，在地中海地区，平均每年有 39 场火灾与这种行为有关，其中 15 场火灾的过火面积超过 100 公顷。国家禁烟委员会支持该文本，认为这是“对污染者付费原则的一次终于一致的执行，而这一原则在烟草问题上被忽视了太久”。

“在南部燃烧的一公顷灌木丛与在汝拉山脉燃烧的一公顷古老森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火生态学研究员 Lilian Vallet 认为，这一问题被严重低估。Lilian Vallet 在 2025 年发表于《生物地球科学》（Biogeosciences）杂志的一项研究中提出，温带森林中土壤的缓慢燃烧是一个被忽视的因素。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会导致“僵尸火”——这些埋在地下、啃噬有机物的火场可能会在几个月后重新在地面爆发。这位专家主张：“土壤中的碳含量远高于地表植被，例如在西南部，那里有大片褐煤[一种接近煤的沉积岩]区域。在法国其他地区，泥炭地（尤其是干涸时）很容易起火，并将大量碳释放到大气中。”目前，烟雾依然散布在朗德、吉伦特、枫丹白露以及瓦尔省的森林中，消防员们正全力以赴地彻底扑灭这些火场。结果，在 2022 年，官方估计法国与火灾相关的年度排放量为 4,2 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而 Lilian Vallet 及其团队则认为，这一结果应在 8 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左右。根据这些新数据，火灾在当年导致法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了 2%，同时使本就在持续下降的森林碳汇吸收能力降低了 30%。事实上，一部分吸收人类活动相关排放的树木已被摧毁。此外，地区差异以及被焚毁植被的性质也鲜少被考虑在内。“为了计算一场火灾的排放量，人们只关注过火面积，但这并没有太大意义。在南部燃烧的一公顷灌木丛与在汝拉山脉燃烧的一公顷古老森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该研究员补充道，“必须观察长期时间维度、该区域的恢复力，尤其是过火空间中实际储存的生物量。例如，北部一公顷森林的生物量很容易达到每公顷 200 吨以上，但松林很少超过 50 吨。”事实上，测量是在大规模尺度上进行的，缺乏对实际存在生物量的精细测量。Lilian Vallet 分析道：“用于估算的全球模型采用边长 9 公里的方格，在其中估算是否存在森林或灌木丛，这极大地简化了植被情况。”该研究员使用的其他工具具有更精细的解读能力，能够证实生物量通常高于估算值，因此火灾发生时排放的碳也更多。同样，火灾是东南部森林自然循环的一部分，而更北方的物种对火灾没有任何适应能力，其生态后果需在四五十年间衡量，并会影响到碳汇的效率。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该研究员估计，在 2026 年，“我们至少可以将官方数据乘以 1,5”。

“不可忽视的作用” 尽管如此，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碳循环专家、动力气象实验室研究主任皮埃尔·弗里德林斯坦（Pierre Friedlingstein）指出，法国与火灾相关的排放“相对于人为排放而言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即便加上土壤燃烧时释放的温室气体，“与法国人每年通过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约 300 到 4 亿吨 CO₂ 相比，这并不能改变全球变暖的局面”。在世界其他地方，例如北美，气候账单要沉重得多。“2023, 席卷加拿大东部的特大火灾排放了 1 7 亿吨 CO₂，是加拿大人通过自身活动每年排放量的三倍。在这种情况下，火灾开始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皮埃尔·弗里德林斯坦阐述道。此外，森林最终会重新生长并再次吸收碳，尽管这需要数十年时间。“法国火灾的问题具有其他更直接的影响，例如对生物多样性和流离失所者的影响”，他补充道。然而，尽管有国际气候协议和各国的温室气体统计，但在计算与火灾相关的排放时存在一个“漏洞”。皮埃尔·弗里德林斯坦指出：“目前的系统是有偏差的：官方结算在森林作为自然汇并吸收碳时将其计算在内。相反，如果这些林区发生火灾，则不会被计作排放，因为各国将其视为自然事件”，即便火灾由于人为因素而变得更加剧烈且频繁。这可能会危及“净零排放”的全球目标以及气候的长期实际稳定。 # 整个夏天在报刊亭

# HÔNE-SERIE POLLIN

--- 12 法国

司法程序

“解释可以避免复仇欲望的产生”

《解放报》邀请了斯特凡妮·邦诺姆（Stéphanie Bonhomme）——14岁男孩埃利亚斯（Elias）的母亲，该男孩于2025年1月在足球训练结束离开时被杀——以及共和党（LR）参议员玛丽-克莱尔·卡雷尔-热（Marie-Claire Carrère-Gée）。两人共同提出了旨在改善受害者信息获取权的建议。

采访记录：GURVAN KRISTANADJAJA 摄影：CHRISTOPHE MAOUT

今年6月，斯特凡妮·邦诺姆给《解放报》发了一封长邮件。这位女性是埃利亚斯的母亲。2025年1月，这名14岁的少年在巴黎足球训练结束离开时，被两名来自该社区、当时分别年仅16岁和17岁的青年用砍刀袭击。这两名青年最近被移交给青少年刑事法院，被指控犯有“导致死亡的暴力敲诈罪”。埃利亚斯受重伤，次日在伤势中去世，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邮件中，斯特凡妮·邦诺姆遗憾地表示，本报没有更早地让她的家人发声。她说，她受到了右翼媒体（包括CNews、Europe 1, le Point 等）的频繁接触，但从未被左翼媒体接触过，这反映出在处理治安或犯罪问题时存在某种畏缩心理。我们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一个月后，我们向她提出了与巴黎共和党参议员玛丽-克莱尔·卡雷尔-热进行一次交叉采访的方案。两人共同支持两项法律提案，一项是关于法官地位的“组织法”，另一项是关于受害者信息权的“普通法”。这场斗争的灵感源自埃利亚斯亲属所经历的司法过程。

你们是如何相识的，又是如何促成你们现在提出的法律提案的？

斯特凡妮·邦诺姆：埃利亚斯是我的第三个孩子。他在1月24日遭到袭击，胸部被砍刀砍中导致主动脉穿孔，次日在内克尔医院（hôpital Necker）去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被媒体的请求淹没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全家几乎处于封闭状态，不看电视。直到一个周三，我们第一次重新打开电视，我看到玛丽-克莱尔·卡雷尔-热在LCP频道发声，并在埃利亚斯死后质问司法部长。我不认识她，甚至不知道她的政治立场。但她的发言因其体面而令我们深受触动。我找到了她在参议院的地址，代表我们全家写信感谢她。

随后，我开始试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会死去，为什么他会遇到那两名多次累犯的青年。我们阅读了司法总监察部的报告，并尝试接触法官。我们想明白，为什么这些在司法机关如此出名的年轻人，在那天晚上竟然能在一起且处于自由状态。但我们无法与跟踪过他们的少年法官进行我们希望的对话。

玛丽-克莱尔·卡雷尔-热和热拉尔·拉尔谢（Gérard Larcher，参议院议长，编者注）关注了我们的经历以及那些在我们面前关闭的大门。我由此得出结论：必须修改法律，让受害者能够提问并获得答案。

玛丽-克莱尔·卡雷尔-热：和许多法国人一样，埃利亚斯的谋杀案及其情况令我深感震惊。但斯特凡妮·邦诺姆所经历的事情，其他受害者也在经历，程度不一。他们不一定想要质疑司法制度或对法官表示不信任。他们需要的是理解。成为受害者并不意味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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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变成刑事法专家。当受害者因为其在体制中的经历而遭受新的痛苦时，我们称之为“二次伤害”。我并不在个人或集体层面上责怪法官。但我认为，司法系统在看待受害者、告知受害者以及让他们能够理解程序和裁决的方式上，必须进行深刻的演变。在您儿子遭到袭击后，您觉得缺失了哪些信息？ SB： 如今我们掌握了两名涉案青少年的司法进程时间线，这尤其得益于司法总监察部的报告。我们知道他们曾多次被禁止接触。然而，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他们住在同一栋住宅楼里，彼此仅隔几米之遥。我们的问题极其简单：当禁止接触的裁决被宣布时，他们的住址是否经过核实？我们希望能够询问做出这些决定的少年法官，这些决定是如何执行的。也许存在某种解释？我们需要听到这个解释。我们要求的不是惩罚法官，也不是事后质疑他们的决定。我们想要理解在我们的孩子死亡之前，那一连串决策的链条。这种解释的缺失如何影响您的哀悼过程？ SB： 这不仅仅关乎我或埃利亚斯（Elias）的父亲。他有兄弟姐妹，有表亲。整个家庭都需要理解他为什么会死。我是医生。在医学界，当一名患者去世时，医疗团队会花时间向家属解释发生了什么。在埃利亚斯去世后，接诊他的消防员以及医疗和外科团队接见了我们。他们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的某些孩子甚至直接给重症监护医生打电话，因为他们需要理解为什么在某个时刻，他们兄弟的心脏还在跳动，而尽管如此，他还是死了。医生向他们解释了。我看到当他们理解之后，愤怒减轻了。在司法方面，我的孩子们阅读了报告，了解了涉嫌作案者的经历，并产生了疑问。缺乏回答会滋养苦涩和愤怒。提供解释也能防止复仇欲望的产生。这恰恰是我们不想要的。我们希望能够给孩子们讲述一个尽可能接近真相的故事。您如何在立法层面转化这一诉求？ MCCG： 我认为司法公共服务和对法官职业的定义必须进行某种文化革命。法律不是触发这种革命的唯一工具，但它可以为此做出贡献。第一项法律提案旨在将“对受害者及其权利的尊重”——特别是他们获得信息以及理解司法程序和裁决的权利——写入法官职业的基本原则之中。这看起来似乎显而易见，但将其写下来很重要。成为一名法官，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是关于人的问题：关于女性、男性和孩子的问题。目标并不是表现出某种——

“成为一名法官，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是关于人的问题：关于女性、男性和孩子的问题。” 玛丽-克莱尔·卡雷尔-热 (Marie-Claire Carrère-Gée) 共和党（LR）参议员

...以此来表达对法官的不信任。应当确保向受害者提供信息被视为职业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在已经繁忙的日程表中增加一项额外的干扰。第二项建议旨在确立一项知情权，以及对司法裁决的理解权，即使这些裁决涉及犯罪者的过往经历。这项权利显然必须在尊重司法独立、评议秘密以及其他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行使。我们还建议设立一名司法调解员，并希望加强用户在法院运作中的地位。这并不是要将受害者的权利与法治原则相对立。这些原则至关重要，但它们不应成为阻碍所有解释的墙。对于那些可能将这些建议视为对其工作的质疑，甚至视为一种压力手段或民粹主义措施的法官，您如何回应？

SB： 我们要求的并不多。在我们的案例中，就是在袭击发生后不久举行一次会议：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我们的家人，相关儿童法官以及法院负责人。也许是两小时的讨论。作为一名医生和外科医生，我学到花时间解释是我职业的一部分。即使在工作极其繁忙、患者病情恶化时，我们也会与其家属交谈。我们不能简单地回答：“我没时间，我没条件。”在我看来，我们对司法部门的要求也属于一种现代化形式。我不想见到一个不了解案卷、仅仅来向我重复行政信息的人。我需要与那些能够解释所做决定的人进行对话。再次强调，我要求的不是撤销决定，而是理解。

MCCG： 司法总监察局本身就建议鼓励那些允许受害者接触司法机关，以便在尊重程序和大原则的前提下理解裁决含义的做法。我们并非采取一种敌视司法人员的态度。您如何看待埃利亚斯之死所引发的政治和媒体维度？

SB：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觉得某些媒体和政治负责人不想听我们的声音。埃利亚斯既不属于右翼也不属于左翼。受害者既不是右翼也不是左翼。我在想，为什么我们的行动在中间派和右翼中似乎比在左翼中更容易被听到。只有弗朗索瓦·奥朗德接见了我也，这很重要，尤其是因为他告诉我我们的行动是正当的。但我一直在思考：是否存在“好”受害者和“坏”受害者之分？我来自一个社会党家庭，家里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阅读《解放报》。我想知道为什么一部分左翼在讨论这些话题时似乎如此困难。捍卫年轻罪犯的重新融入和社会教育显然是必要的。但这是否应该妨碍人们对制裁或受害者保护提出质疑？

MCCG： 教育和重新融入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人对此有异议。但当制裁公正且适度时，它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在监察报告所述的经历中，令人质疑的尤其是已决定措施的有效性。避免政治利用的最佳方式就是处理这些话题。如果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工作（政治负责人、媒体以及司法公共服务部门），那么就能减少被工具化的空间。这次会面对你们每一个人带来了什么改变？

SB： 我的生活变得极其艰难。当然，我作为医生的职业继续赋予我的生活意义：治病救人是我奋斗的目标，也将是我继续做的事。但玛丽-克莱尔倾听我的话，理解我，并在政治层面为我发声。她有时甚至能让我笑出来。在这种不幸和斗争中，能遇到一个让你继续相信自己或许能够推开另一扇门的人，是非常珍贵的。MCCG： 斯特凡妮·博诺姆（Stéphanie Bonhomme）的经历深深地触动了我。如果说我从未放弃这个课题，也是因为她。她令人钦佩，因为她职业生涯一直在救治他人，而直到今天，在如此难以想象的考验中，她依然在为他人而行动。她所承载的意义超越了她自己的家庭。这是为了推动司法制度的演进，让对受害者的人性关怀、倾听和善意不再仅仅依赖于个人的意愿，而是被充分视为司法公共服务运作的一部分。 ➤ --- 14 EXPRESSO Libé.fr

国际足联危机：欧足联“维持”对世界杯的抵制

在周四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这一欧洲机构坚持对国际足球联合会备受争议的主席吉安尼·因凡蒂诺提出批评，后者目前正为其试图将世界杯部分商业化的行为付出代价。相关文章请参阅 Libé.fr。路透社照片。在周三俄罗斯导弹袭击基辅地区后。照片：ANATOLII STEPANOV 路透社

莫斯科与基辅在仓库之战中互不相让

俄罗斯军队于周三大规模轰炸了数家乌克兰大型企业的物流中心。双方都决心破坏敌方的经济活动和物资流动。

作者：STÉPHANE SIOHAN 基辅特派员

在乌克兰首都，轰炸接踵而至且形式各异。周三，一场罕见强度的夜间齐射——在20分钟内发射了28枚“伊斯坎德尔”（Iskander）和“锆石”（Zircon）型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都市区，在空中未遇到任何“爱国者”拦截弹。原因很简单，库存已空。结果导致28处直接命中。

在距离基辅市中心25公里的布罗瓦里（Brovary）附近，克维特涅瓦（Kvitneva）火车站的站台上，乘客们正在等待一列晚点的火车。一枚导弹击中了人群，导致8名旅客死亡。在其他地方，如服务业密集的布罗瓦里区，以及布恰（Boutcha）和法斯蒂夫（Fastiv）附近，至少7处民用基础设施站点受损或被毁，包括数个仓库以及知名品牌的物流中心。总计有17名乌克兰平民死亡。

在火势得到控制后，财产损失清单听起来竟像是一份购物清单，显得格外诡异。基辅几乎所有关键的消费参与者都遭到了打击。

“今天，我本该发布一条消息来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1周年，感谢我们的客户、合作伙伴和团队，但相反，我看着我一生的心血化为烟雾，”乌克兰电商巨头Rozetka的创始人Iryna Chechotkina写道。该公司位于布罗瓦里的主要物流中心每天处理超过100 000个订单，现已被三枚导弹摧毁。

私人邮政公司Nova Poshta的一个大型自动化分拣中心被夷为平地。为大型超市连锁店Silpo供货的食品集团Fuzzy的一个物流仓库遭到袭击。博世（Bosch）或彪马（Puma）等外国品牌的库存全部损失。

“恐怖。”作为国家级机构的DIY及家居设备领导者Epicentr K的两个物流中心遭到袭击，此外还有一家面积为83000 m²的陶瓷砖工厂。

“敌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一切：零售仓库、食品仓库、物流平台、建筑材料公司和仓库，”被称作“Flash”的无人机与电子战专家Serhiy Beskrestnov愤怒地表示。这位曾任职于被解职的国防部长Mykhailo Fedorov团队的前成员，现已加入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的内阁。

乌克兰总统周三花了一部分时间在电话中向西方伙伴要求“能够挽救今天遇难者生命的[爱国者]弹道导弹拦截弹”。

这并非乌克兰仓库首次成为目标。但此次协调袭击发生在基辅军队近日使俄罗斯电商巨头Wildberries的26个物流枢纽中的16个失效之后，影响了其62%的流量能力。

交战双方均以“双用途”为由，为袭击民用基础设施辩护，认为目标站点通过存储和分发对敌方军队有用的产品（特别是无人机组件和电子战手段）而为敌方的军事行动做出贡献。

“不是我们先开始摧毁仓库的，如果俄罗斯人继续他们的恐怖行动，我们将找到回应的方法，”Serhiy Beskrestnov警告道。

储备。这位乌克兰顾问继续说道：“在乌克兰，零售业在领土上的分布更为分散，并分布在许多仓库中，而俄罗斯则以巨大的物流平台为主。乌克兰企业对形势的变化反应非常迅速，因此它们将货物重新分配到更小的仓库中。”在社交网络上，由于对交付存在不确定性，乌克兰用户宣布现在选择在收到订购货物时付款（而非在线预付）。对于投资银行家兼 Dragon Capital 投资基金副主管 Sergey Fursa 而言，这场仓库之战处于一场根本性经济对抗的核心，他认为乌克兰在这方面比人们想象的更有能力。“普京能够摧毁一个仓库或一家工厂，但他无法破坏乌克兰的宏观金融稳定性，因为我们享有持续的国际支持，”这位金融分析师认为。而且在他看来，对莫斯科的每一次打击都在耗尽克里姆林宫的储备。“俄罗斯已无法维持良好的经济政策，必须通过印钞机来运作，”他说，“目标并不在于纵火烧仓库，而是在于打击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并摧毁俄罗斯的宏观金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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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É FR 禁止 X：埃隆·马斯克回应马琳·通德利埃 在生态党全国秘书在《解放报》中要求，针对旨在干预法国总统候选人的外国干涉行为，应禁止该社交网络后，这位亿万富翁周四在 X 上指责她背叛法国。 详见我们的网站。 照片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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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周二对其缺乏地方根基的指责，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亮出了他的市议员证。这位总统候选人确实自 2014 年起就在万夫（Vanves，上塞纳省）当选，但他在市议会会议上的出席率却并不高。根据 CheckNews 基于市政府自 2020 年起公布的会议记录计算，在随后举行的 35 场市议会会议中，他仅出席了 18 场。因此，在过去六年里，他平均每两场会议出席一场。在这 18 次会议中，这位马克龙派人士在 7 次会议上发言，但从未涉及其负责的领域（“机构关系与友好城市”）。在他担任部长期间，其发言目的通常是为了赞扬政府采取的措施（及其在地方的落实）。他在市议会缺席是因为近年来在各部委担任职务必然耗时过多吗？矛盾的是，并非如此。因为尤其是在他不再担任部长或总理之后，他在万夫的出席率降至最低。自 2024 年 9 月离开马蒂尼翁宫以来，在举行的 9 场会议中，阿塔尔仅出席了 2 场，出席率仅为 22 %。

LUC PEILLON 完整内容请阅读 Libération.fr。

在阿根廷，面对民众愤怒，米莱在一项重大法案上做出让步

这无疑是这位自由意志主义总统执政以来最大的一次退却：周三，哈维尔·米莱从名为《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法案草案中，删除了允许非阿根廷人无限制购买农村土地的章节。这一决定是在恐慌中做出的，正值参议院审查该文本的前夕，且在多位总统阵营的议员宣布将反对该条款之后。

最近几周，对该法案的抗议主导了公共讨论。“阿根廷不卖”、“我们的河流、湖泊和山脉不会被贱卖”、“马尔维纳斯群岛是阿根廷的，我们的其余土地也是”。这些口号被刷在挂在高速公路边的床单上，由球迷在体育场中挥舞，或被涂鸦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墙上，数量不断增加。这证明了部分民众对哈维尔·米莱意图的反对情绪日益增长且具有跨阶层性，其意图旨在继续 2023. 年开始的拆解阿根廷国家机器进程。

街头和反对派媒体用一个新造词“外国化”来指代该文本。该文本原计划简化外国个人或企业购买大片可耕地、地下水资源丰富或矿产资源丰富的土地，以及沿边境战略地块的程序。

“‘外国化’这个词完全不涉及那些来到我们国家居住和工作、并受到我们宪法保护的人，”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Conicet，相当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历史研究员兼土地观察站成员马蒂亚斯·奥伯林（Matías Oberlin）解释道，“这是一个由大资本、公司、投资基金或大亨购买大片领土并从海外进行管理的进程。”

这一历史现象在 90, 年代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的超自由主义总统任期内以及 2001. 年危机后进一步恶化。面对这种情况，国内形成了广泛共识以遏制阿根廷的“外国化”：2011, 年，《土地法》在参议院获得除一票外的全票通过。该法将非阿根廷人可拥有的国家领土比例限制在 15 % 以内，这一数字在省和市级层面同样适用，且不允许他们购买战略土地：即毗邻边境或含有重大淡水资源的土地。

哈维尔·米莱自就任之初就希望废除该文本，据他称是为了吸引投资。他起初尝试通过总统令来实现（最终被司法部门拦截），随后试图在世界杯期间提交其法案草案，大概认为这一操作会在足球狂热中被掩盖而悄然通过。结果却恰恰相反，这得益于白蓝色军团在半决赛击败英格—

terre：通过展开一条主张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属于阿根廷的横幅，它唤醒了一种在总统的反国家论述中似乎已沉睡的爱国情怀。“这一符号强烈且具有颠覆性，它使得主权问题成为一项国家事业。是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是阿根廷的，就像我们的山脉、河流和土地一样，”马蒂亚斯·奥伯林（Matías Oberlin）阐述道。“在这种环境下，米莱显得像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代理人。”到目前为止，这位“电锯之男”在推行激进改革时遇到的阻力很少。而少数几次针对他的大规模抗议（特别是支持公立大学的抗议），在他全面放松管制的道路上不过是微小的一颗石子。周四，原定在国会前举行的示威活动照常进行，要求完全撤回该法案，该法案例如包含了加速驱逐租户的条款。马蒂尔德·纪尧姆（Mathilde Guillaume）（发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完整内容请阅读 Libération.fr

“巴黎henge”：吸引游客前往香榭丽舍大街的日落

一年两次，落日几乎完美地与巴黎的历史轴线对齐，直到完全滑入凯旋门拱门之下。这一现象类比于“曼哈顿henge”（Manhattanhenge）而被命名为“巴黎henge”（Paris Henge）——后者在纽约市的笔直街道上产生同样的效果——它凸显了卢浮宫、香榭丽舍大街与凯旋门之间的透视关系。近日，橙色圆盘将纪念碑映红的照片席卷社交网络，吸引了众多好奇者。

MARGOT JEANDIDIER 完整报道请阅读于 Libération.fr

逝世

Tristan 不仅仅是《今早心情真好》的作者

在这个名字 Tristan 之下，隐藏着一个笔名 Tristan Nada，他是《今早心情真好》（Bonne, bonne humeur ce matin）——这首于 1988 年发行的流行金曲——的作者兼歌手，但更重要的是，他是 Guilty Razors 乐队的歌手，该乐队是法国最早且最优秀的朋克乐队之一。通过 New Rose 出版的合辑《黄金时代》（l'Age d'or），人们此前已经熟知 Metal Urbain。而 Guilty Razors 则兼具底层与高层的气质：虽然没那么令人震撼，但更具神秘感——仅有一张 45 转单曲唱片，其中的三首曲目通过磁带副本在人们之间流传。不久前，得益于 Born Bad 出版的 Guilty Razors 选集，我们曾与他相遇。我们也发现了 Tristan 的另一个身份，即其法定姓名 Pascal Dequatremer。周三 8 月 5 日，他在波城（Pau）去世，享年 68 岁。愿你们记住他的样子，而不仅仅是将他视为《今早心情真好》的作者。他远比这更优秀。

L.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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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LIPRESSO

亲俄势力干预总统竞选：所谓的“Storm-1516”或“Matriochka”是指什么？

针对法国政界人士（包括或非候选人）的虚假信息浪潮——最近的受害者是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对应的是来自莫斯科且有具体名称的干预行动。详见我司网站的深度解析。

照片 AFP

FLNC：“一场秘密新闻发布会不足以构成一种政治力量”

社会学家让-路易·法比亚尼（Jean-Louis Fabiani）认为，科西斯民族解放阵线周三披露的立场，表明其针对议会审议的自治进程采取了激烈的对抗态度。

作者：EVA LELIÈVRE

大约十五名武装且戴面罩的个人拒绝旨在赋予科西嘉岛自治权的进程，并威胁到前来当地居住的非岛民。在周三由 Corse-Martin 披露的一场秘密新闻发布会上，小团体科西斯民族解放阵线-战士联盟（FLNC-UC）再次尝试了一种早已被验证过的方法。这引发了国家反恐检察官办公室启动初步调查。

FLNC-UC 的独立主义者认为，旨在赋予该岛“自治地位”的宪法草案（由众议员于 6 月通过，并将于 10 月起在参议院审议）“导致了近几十年主要诉求的背弃”。他们尤其指责由科西嘉岛执行委员会主席吉尔·西莫尼（Gilles Simeoni）领导的自治派放弃了“科西嘉民族”这一概念。

社会学家、1988 年至 1991 年科西嘉岛地区文化事务主管、《科西嘉社会学》（la Découverte, 2018）一书作者让-路易·法比亚尼阐明了其中涉及的力量对比。

这场秘密新闻发布会在科西嘉岛的政治版图中代表了什么？

FLNC 成员在 2024 年 1 月一次地点保密的此前新闻发布会上。P. POCHARD-CASABIANCA AFP

FLNC-UC 重新采用了面罩、武器（通常相当沉重）的意象，但我们并不清楚该团体的力量及其代表性。我认为这是一种极少数人的反应，与过去——即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的复活有关，当时 FLNC 在民众中拥有无可置疑的影响力。他们在重演五十年前的剧本，而此时条件已经改变。如今，科西嘉岛面临着其他挑战。

这类示威活动是在预料之中的，因为本周末将举行科尔特（Corte）国际日 50 周年纪念活动，届时将聚集来自法国海外领土、爱尔兰、加泰罗尼亚等地的独立主义代表……而在旨在引导科西嘉岛实现部分自治的博沃 (Beauvau) 进程即将被讨论之际，纯粹且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对该项目进行暴力抗议是正常的。

这次事件是否改变了科西嘉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对比？

一场秘密新闻发布会不足以构成一种政治力量。这表明少数人仍希望将自己置于武装斗争的视角下。但这在今天相当不切实际。早期的民族主义者如今已不再持有这种观点。我们更多是在进行象征性的活动。

这次干预是否会对科西嘉岛自治项目的政治进程产生影响？

政府、自治派以及支持该项目的民族主义者正受到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是法国的宪法学家和法律专家，他们认为该项目将挑战法国国家的统一。他们总是提出同样的异议：如果我们承认科西嘉岛的特殊性，接下来将是布列塔尼人、巴斯克人、阿尔萨斯人、皮卡第人……那么法国就终结了。另一方面，则是科西嘉独立主义者。但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并非整个科西嘉岛在觉醒和反抗。

FLNC-UC 所倡导的独立等主题在民众中的认可程度如何？

不满情绪在科西嘉岛相当普遍。科西斯民族解放阵线-战士联盟（FLNC-UC）围绕房地产、过度旅游以及大量拥有第二居所的新移民在科西嘉岛定居等问题所提出的主题，可能会在民众中产生共鸣，并比该组织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少数派具有更广泛的吸引力。如今，人们对自治主义者和吉尔·西莫尼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十年来没有任何进展。但目前还无法预言这种抗议活动的未来，因为它目前仅限于少数群体。如今，就业岗位已实现“科西嘉化”，科西嘉文化无处不在，因此，考虑到科西嘉岛对法国经济的依赖，追求独立这一政治诉求在现实中只是一个幻想，且仅为少数人的观点。出生率处于最低水平，许多年轻人离开，人口结构迅速变化。人口现实决定了当年拿起武器的那一代人，在今天已没有对应的群体。2014年，人们表达了对政治暴力的极大厌倦，而与中央政府的对话机制现在已相当成熟。尽管科西嘉岛的政治分歧依然严重，但与中央政府谈判比武装斗争更有前景。 ➤ --- 17

法定公告 legales-libe@teamedia.fr 01 87 39 84 00 解放报根据每年七月颁布的法令，正式获得 2026 年发布法定及司法公告的授权，纸质版发布范围涵盖 79 / 61 / 94 省。数字化发布范围为 0359 / 70 / 92 / 94。司法及法定公告的通知性质（空格或事实）由 2026 年 11 月 30 日文化与通信部的法令定义。针对授权省份 13859 / 87 / 91 的通知如下。公司设立之构思与商业性。信息呈现在下表中： 1. 信息呈现在下表中： 2. 在： 3. 在： 4. 在： 5. 在： 6. 在： 7. 在： 8. 在： 9. 在： 10. 在： 11. 在： 12. 在： 13. 在： 14. 在： 15. 在： 16. 在： 17. 在： 18. 在： 19. 在： 20. 在： 21. 在： 22. 在： 23. 在： 24. 在： 25. 在： 26. 在： 27. 在： 28. 在： 29. 在： 30. 在： 31. 在： 32. 在： 33. 在： 34. 在： 35. 在： 36. 在： 37. 在： 38. 在： 39. 在： 40. 在： 41. 在： 42. 在： 43. 在： 44. 在： 45. 在： 46. 在： 47. 在： 48. 在： 49. 在： 50. 在： 51. 在： 52. 在： 53. 在

呈现在下表中：54. 信息呈现在下表中：55. 信息在：56. 在：57. 在：58. 在：59. 在：60. 在：61. 在：62. 在：63. 在：64. 在：65. 在：66. 在：67. 在：68. 在：69. 在：70. 在：71. 在：72. 在：73. 在：74. 在：75. 在：76. 在：77. 在：78. 在：79. 在：80. 在：81. 在：82. 在：83. 在：84. 在：85. 在：86. 在：87. 在：88. 在：89. 在：90. 在：91. 在：92. 在：93. 在：94. 在：95. 在：96. 在：97. 在：98. 在：99. 在：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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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TIQUE.LIBERATION.FR --- 18 法国 由 MAÎTÉ DARNAULT 报道 罗马-叙尔-伊泽尔特派记者 照片 JULIETTE TREILLET 她们的阴户正等待着被填满。涂色的阴唇上方是一个纸浆制成的阴蒂，可以握在手中。它被固定在一个罐头上，其缝隙成了公众捐款的储钱罐。Dynastits 团体的募款核心——她们自称为一个“女性纳粹活动主义派对小团体”——就是“敛财”。带着气魄且在共识之下。“欢迎来到女性斯坦（Féministan），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帮家庭计划协会（Planning familial）筹集大量资金，该协会在法国各地都处于危险之中，而我们对它的需求却日益增加，否则总会出现像 Lyhanna 那样的案件，”Simone du Boudoir 对着麦克风宣布。穿着黑色超短裤和闪亮铆钉胸罩，她是这个里昂集体的一员，该集体于 6 月 25 日在德龙省罗马-叙尔-伊泽尔尔的音乐之城 Cordo 进行演出。在她身边，有穿着银色短靴、戴着军官帽的 La Maréchale Putain，以及穿着豹纹围裙但因天气酷热很快将其脱掉的 La Gathoune。在舞台右侧，Patricia Crasse 在“platchines”处值班，上方挂着一块牌子：“父权制，我要在你的坟墓上跳 Twerk。”今晚缺席的是 Marie-Claude Piétregaloche，她构思了稍后提出的参与式编舞。这群女性大多四十多岁，为了制作这场对她们而言“绝对非营利”的表演而“完全自主”，她们在 10 年前开始筹备。原则是：拍卖一些“质量参差不齐”的旧黑胶唱片，所得资金捐给争取和预防女性权利的协会。“金额可以从 1 欧元到 100 万欧元不等，”La Gathoune 鼓励道。买家可以选择保留所购之物，或者在舞台上用细高跟鞋——粉色的或镶钻的——将黑色唱片踩碎。这是针对“问题男性主义者”艺术家的“毁灭”环节。恰恰是这样，播放的第一首歌是对帕特里克·布鲁埃尔（Patrick Bruel）的尖酸致敬。这位歌手兼演员因四起强奸和性侵案件被起诉，且自三月以来有八名女性对其提起诉讼，目前他被采取司法监管措施，仍被推定为无罪。

“舞台上的男人太多了” Patricia Crasse 播放了《谁有权利...》的前奏。“你不行，Patoché，谁都不行，当对方说不的时候，就是不，”La Maréchale Putain 低语道。一名志愿者走上舞台，将唱片封面撕成碎片。“毁灭！”观众齐声高喊，随后唱片在 10 厘米闪亮鞋跟的冲击下破碎。下一个：一张《闪舞》（Flashdance）的专辑，出价最高为 5 欧元。La Gathoune 再次喊道：“谁出价更高？我们要钱，或者卫生用品。”实物捐赠将交给致力于对抗经期贫困的 Règles élémentaires 协会。“我们就到这里吗？确实，我们在马克龙的法国生活了 10 年，太难了。”在日常生活中，Dynastits 的成员是演艺业临时雇员或个体经营者：DJ（而不是“女 DJ”，●●●

在 Dynastits 的派对上，细高跟鞋被用来确认交易并击碎唱片。

女性主义

一个团体将“破旧”转化为“事业”

在里昂周边，Dynastits 组织了一场充满节日气氛的旧唱片拍卖会，旨在谴责那些“问题男性”艺术家，并为女性主义协会筹集资金。

●●● “不需要这个带有幼稚意味的后缀”，这些音乐家、作家、摄影师和舞者说道。Simone du Boudoir 回忆道：“在 2016 年，我们看到舞台上的男性太多了，于是我们开始组织女性乐队的音乐会，以及主题化妆舞会。”几年后，这些热爱“糟糕双关语”的人们“转向了一种更简单的形式，即慈善之夜”。

2025 年，她们的表演筹集了 2517 欧元，捐给罗讷省的家庭计划协会（Planning familial du Rhône）（这“比布龙市给的还多”，布龙市位于里昂周边，拥有 43 000 名居民），以及 223 欧元捐给德龙省的协会，后者去年由右翼领导的省政府提供的补贴被削减了 20 %。该地方政府还决定关闭其管辖的 7 个性健康中心，而该地区人口超过 520 000 人，共有 18 个此类中心。

Dynastits 还向 Filactions 捐赠了 200 欧元，该组织在欧佛尼-罗讷-阿尔卑斯大区致力于打击性别暴力和家庭暴力；并向 Boucan 捐赠了 700 欧元，后者在阿莱斯（加尔省）致力于打击乱伦和性别相关的不平等。她们没有忘记农村地区，La Maréchale Putain 强调，那里的女性“日子过得更艰难一些”。

“今晚，你们买的不是音乐，你们买的是你们孩子的性教育和情感教育，是社会和平，”Simone du Boudoir 在一段 Temptations 的经典曲目中得意地宣布，随后她随着 Jermaine Jackson 和 Pia Zadora 的 When the Rain Begins to Fall 舞动起来（该唱片以 15 欧元成交）。在这个酷暑之夜，地平线上没有一滴雨，于是 Dynastits 用一个被重新命名为“男性之泪”（Male tears）的喷雾器向出汗的观众喷水，讽刺那些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受害者的某些男人的鳄鱼之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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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帕特里克·布鲁埃尔（Patrick Bruel）的黑胶唱片在舞台上被摧毁，以谴责那些被指控或被定罪实施暴力的艺术家。

一个阴道形状的储钱罐收集着当晚的捐款。

当 Mylène Farmer 的 Désenchantée 的前奏响起时，一群青少年涌向舞池。“来吧男孩们，你们是接班人！”La Gathoune 喊道。两名年长的买家共同出资，以 56 欧元结束竞拍。作为奖励，他们带走了一个写着“当前热浪”的徽章。

“现场有绝经期的女性吗？！向她们致敬！”La Maréchale Putain 在欢呼声中大吼。

“给你们的有钱朋友打电话”

“我们这些在舞台上的不是年轻人，这是一个能引起我们这个年龄段女性共鸣的信号，”Patricia Crasse 指出，她同样被近期一些充满节日气氛的女性团体所“惊艳”，“这些年轻人对当前的挑战有着很强的意识”。

三年来，Dynastits 还组织了一项名为“剃发十月”（Octobre rase）的活动。一名理发师在舞台上进行剪发，为 Fake hair don't care 协会收集发束，该协会为癌症患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天然假发。

“激进主义很快会变得沉重，我们希望保持快乐，”Simone du Boudoir 强调。

在休息之前，La Maréchale 提醒道：“我们会回来的，趁你们给有钱的朋友打电话并去吧台买饮料的时间，因为众所周知，喝得越多，就越有钱！”在 Corde 的这场夜晚活动为“私处存钱罐”筹集了 341 欧元。Dynastits 的下一次“大型派对”计划于 10 月 23 日在维勒班（Villeurbanne，位于里昂大都会东部）举行，以庆祝他们的 10 周年，同时庆祝家庭计划协会（Planning familial）成立 70 周年。表演女郎们可能会穿上她们收集了“好几箱”的“全息亮片衣服”。因为 Simone du Boudoir 坦言，“我们最喜欢穿上亮片装扮”。

“这些团体让人们能够重新找回自由空间” 节庆环境中的预防措施有助于打击针对女性的暴力。社会学家朱莉·贝纳德（Julie Besnard）解释道，前提是男性和当局对此感兴趣。社会性别研究社会学家朱莉·贝纳德在 2024 年参与编写了 Stourm（布列塔尼当代音乐领域打击性别歧视的任务组）的调查报告《派对属于男人吗？》，她回顾了节庆环境中针对性别与性暴力的预防措施的近期进展，尽管此类暴力现象依然严重。

十年来，一些女性团体主张打造女性化且女权主义的派对。这是为什么？ 女性和性别少数群体也希望无需顾虑地参加派对。而首选方案就是采取非混合制，或选择性混合制。“烈焰猫”（la Chatte en feu）将其称为一种“快乐的混合”，以便参与者终于能感到自在，按照自己的意愿享受派对、穿着并跳舞。在我们的调查中，许多人告诉我们，她们会改变跳舞方式，避免臀部过多摆动，以免“产生某种冲动”，而实际上，这仅仅是随律动摆动身体。有时，即使这样做已经太多，也会成为遭到侵犯的契机。这些团体让女性能够重新找回真正的自由空间，而这本应就是节庆环境的定义。

派对世界自称进步，但依然是性别与性暴力及支配的场所。发生了哪些变化？ 自 #MeToo 运动以来，人们开始意识到在公共或私人节庆环境中，性别、性与歧视性暴力（VSSD）的规模之大。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人们创建了旨在预防和提高对这些暴力认知意识的协会及机制。“Consentis”主要活跃在更地下、更先锋的电子舞曲（techno）圈；“Catherinettes”专注于大规模场所；“Safer”针对音乐节；在图卢兹则有“la Petite”……一些协会组成了“包容、自由且投入的框架协会联盟”，围绕这些新职业开展合作。但要真正发挥作用，组织者、艺术家和当局必须配合。一些音乐节率先启动了这些机制，比如 Marsatac 为 Safer 提供支持，而另一些则是长期合作伙伴，如 Dub Camp 与 Catherinettes 的合作。但这尚未在所有地方普及。VSSD 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一些城市和地方政府开始关注这一课题。第一步是开展调查，尽管必须记住，由于并非所有暴力行为都被举报，有时甚至受害者本身也未意识到，因此暴力规模被严重低估。

男性可以如何参与其中？ 他们需要自我教育。我们不能要求女性和少数群体不断地进行科普教育。协会的摊位就是为此而设的，与志愿者讨论、阅读资料非常重要，这样男性之间可以探讨这个问题，并在对方出现性别歧视或暴力行为时互相提醒。他们必须思考自己的特权：他们是否需要考虑穿着以避免被侵犯？大多数人不需要。他们必须注意自己在某个场所中在物理上和象征性上占据的空间。问题与责任都是系统性的，因此应对措施也必须是系统性的。

为什么女性可能成为 1133 号法律提案的首要受害者？该提案“旨在强化对组织锐舞派对（rave parties）的刑事处罚”，已于 4 月由国民议会通过，即将由参议院审议。

派对具有政治属性，而锐舞（raves）属于一种一直令人生畏的亚文化，因为它们挑战既有秩序，且处于国家控制之外。这项法律提案援引了人员安全，但其效果将完全适得其反。该提案由一个中右翼政党发起，并得到政府阵营和极右翼的支持，而后者在女性及LGBTQIA+群体权利问题上立场倒退。该提案还针对这些派对的参与者，包括旨在降低风险以及预防性暴力和性歧视（VSSD）的协会。这种污名化将使这些活动更加地下化，从而对女性参与者产生更大的危险。如果她们成为袭击或化学药物强奸的受害者，将更难以举报并使加害者受到惩罚。

由 M.Da. 采集。 --- 20

观点 ## 家，一个全新的概念？

长期以来，家作为思考对象被人们所忽视，但它在我们的生存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被宠爱、被萦绕、被遗失、被幻想，它是一层薄膜，时而保护我们，时而禁锢我们，它被时代的议题所贯穿，且经常将这些议题具体化。因此，今年夏天，《解放报》邀请了哲学家、作家、人类学家……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一主题。

让死者萦绕我们的家，以便更好地居住其中

“家，一个全新的概念？”对于人类学家而言，“萦绕”（hanter）与“居住”（habiter）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居住在一个地方，就是知道它被什么或被谁所萦绕。来自某个地方，就是随身携带一些幽灵。 作者：GRÉGORY DELAPLACE 人类学家，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研究主任

大多数时候，人们与幽灵相处得很好。1946年11月，在斯坦斯特（伦敦北部），当一名调查员询问瑟斯顿一家关于他们被萦绕的家时，他们表示：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诚然，在他们三十二年前搬入时，那个地方名声不佳——而且必须承认，他们简陋的家在那里从未获得好运。但没有什么好惊慌的，甚至没有什么真正非凡的。深夜里有无法解释的脚步声，大概就像有人在走廊里徘徊；有时也会出现类人且朦胧的形体，但谁家里没有这种东西呢？瑟斯顿一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平静而突兀的存在，他们亲切地称之为“他们的幽灵”，它几乎成了家庭成员之一 (1)。

1935年，在肯特郡诺克斯一家更为考究的住所中也是如此。近二十年来，在情况恶化之前，那些显现毫无威胁之意；其不规律性也几乎不令人惊讶。“乡村旅馆的幽灵是一个无害的小女人，在楼梯和房间里徘徊，”女主人在日记中平静地写道，“她似乎不在特定的日期出现，但通常一年大约六次或更多，有时她会消失三四个月，然后以更短的间隔进行多次访问。”毕竟，死者也有权度假。

人们很难不想到奥斯卡·王尔德精妙刻画的坎特维尔幽灵，他试图用尽一切手段去惊吓那些不易受影响的居民。在王尔德的小说中，违和的并不是一个家庭可以平静地适应住在被萦绕的房子里，而在于那个幽灵如此强烈地希望让自己变得恐怖——他认为恐惧是他的“存在理由”，是他的本体论区分。不，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这么说，幽灵更多时候像卡斯珀而非山村（Sadako）——当然并非所有幽灵如此！——如果我们有时不经意地忘记了这一点，恰恰是因为那些与我们共处的人并不制造麻烦。

阴间的款待

这并不意味着与幽灵共处（或与生者共 haunted）无需礼仪；相反，与死者共享家政空间需要某种形式的款待，而这种规则在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正是田野民族志的乐趣所在。例如在越南中部，一个家庭的良好经济运作是“左右兼顾”的：每位女主人都知道，不能只用右手供养家族祖先，而不用左手供养幽灵。任何人都有可能死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被判在没有家园的世界中饥饿地徘徊：因此，照顾这些不幸的亡者、安抚他们并在他们亲自来索求之前为他们留出位置，是每个人的责任。人类学家 Heonik Kwon 告诉我们，在越南，这属于常识。如今在英国也是如此，尽管那里对待死者的款待规则不像在越南那样明确。英格兰或威尔士闹鬼之家的居民知道如何与那些身份或然、干扰程度不一的存在共处：经常会出现脚步声，但也会有穿着粉红色衣服的小女士（在幽灵中，粉红色相当罕见），还有以倾斜的绘画或黏稠的文字形式留在墙上的信息，当然，还有梦境。这些存在感甚至延伸到了床上，虽然没有妨碍睡眠，但也没有助于入眠——正如莱奥·费雷（Léo Ferré）所唱的，“我们总是与死者同床”。诚然，这种平衡是脆弱的，就像所有款待行为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尤其脆弱，因为人们永远不知道谁是谁的客人，是死者做客于生者（那么谁来付账单？），还是生者做客于死者（不可否认，他们先到）。我们居住在由无形之物交织而成的场所，这里充斥着先辈们存在过的痕迹。什么样的场所能指望没有幽灵的存在？因此，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定义：一个场所，只要它在拓扑学上存在，只要它具有居住的厚度，它就是一个可被 haunted 的地方，即便目前尚未被 haunted。Hanter（出没 / 闹鬼）与 habiter（居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居住在一个地方，就是知道它被什么或被谁 haunted。来自某个地方，就是随身携带幽灵；就像玛丽·达里厄塞克（Marie Darrieussecq）同名小说中的女主角那样，回到“故乡”，就是回到死者的家中。而且我向你们保证，大多数时候，在那里生活得非常好。

关系的脱轨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人们突然之间无法承受？在什么时候，又因为什么原因，一座闹鬼的房子会变得“不可见”？对于人类学家来说，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或者应该说：这个问题并不总是有简单的答案——因为有时，答案显而易见。战争、大规模暴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流亡和被迫根除，这些正是生者与死者之间关系脱轨的悲剧性常态。在这些情况下，闹鬼的房子可能会变得无法居住。

因此，直到1946年，瑟斯顿一家的生活一直很顺利——至少据称如此，一切都还不错。正是儿子乔治在前一个夏天从战场归来，标志着事件的开始。自从他重新住在这里，现象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幽灵不再那么被动地出现。不再仅仅是深夜里的脚步声，而是在睡眠中被掐、被击打，其痕迹在清晨疼痛的身体上依然可见。那是巨大的碰撞声、敌对的存在、被吹灭的蜡烛、被掀翻的家具——总之，这座房子不再是居住其中的家庭的避风港。是乔治从前线带回了什么（他说他曾在一家闹鬼的房子里驻扎过一段时间 --- 21）？还是那个曾经无害的古老家族幽灵，不再认得它以前所萦绕的那个家庭——就像一只宠物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地反噬其主人？没人知道；事实是，这种共享居住空间的脆弱平衡被打破了。

当你摧毁了别人的房子时，如何回家？当你践踏了、用剑斩断了尊重陌生人的神圣法则时，如何自称是家之主、好客之人、有序家庭的保证人（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断言，从一张面孔面对我、一场对话建立的那一刻起，对方就作为一名我对其负责的同类出现）？当你本应保护那些被你杀死的人时，如何不被他们萦绕？对于那些在我们的直接或间接责任下死去的人，我们该如何在这些废墟中重建怎样的居住关系？该居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

这些问题很少像克里斯托弗·诺兰最近对荷马《奥德赛》的诠释那样被如此生动地展现。在尤利西斯及其同伴周围，并非所有不可见的存在都具有相同的性质。神灵是可疑的——人们能感觉到他们在灾难或奇迹背后的存在，但人们可以选择相信或不相信他们的存在。相比之下，死者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他们的存在是物质性的，他们的判决是不可撤销的；他们的面孔和气味一直追随我们到床上，追随到我们的家中，除非我们个体地修复，或尝试修复一些被我们集体毁灭的东西，否则我们将无法回归家园。对于尤利西斯来说，这需要一次牺牲（实际上不止一次）和一个承诺，以誓言的形式，承诺文明将在中断后继续，退伍军人们可以通过给予死者——给予幽灵——而找回他们不再配拥有的家。

很难不想到奥斯卡·王尔德笔下的那个幽灵，他竭尽全力想要惊吓那些并不容易被吓到的居民……

一个位置，实际上是一处新的居所。但让我们回到越南中部，与 Heonik Kwon 一起探讨，因为越南人深知那些被大规模暴力撕裂的家庭之痛。在法越战争之后，在美越战争之后，那里的幽灵随处可见：族谱被截断，南北方的青年死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他们的遗骸被遗弃或在缺乏妥善照顾的情况下被掩埋；外国士兵死在他们曾肆意蹂躏、且在死后继续徘徊不去的土地上。该国中部的家庭被这些不安的存在所包围，他们失去了本应在故乡村庄中获得的地位与关爱。这些战争的幽灵不会满足于习惯性的“左手供奉”——那种在喂饱家人后，不假思索地完成的例行施舍。这远远不够，因为对于这些失去根基的亡者来说，受到的伤害太深，人数太多，其痛苦太具传染性——必须收养他们。既然无法再将他们拒之门外，不如将他们接进家中：不再将他们供奉在左侧，而是将他们移至右侧，安置在自己的祭坛上，与祖先同在，进入自己的家庭，住在自己的屋檐下。

与死者协商和平

还能想象出什么样的赔偿承诺比这更好？如果南方的家庭接纳北方的死者，如果北方的家庭接纳南方的死者，生者难道不会在机械地重建社会吗？根据克里斯托弗·诺兰的观点，由宙斯之法保证的、支撑着“文明”的那个“脆弱的纽带”，正是我们能够向生者和死者提供之款待的能力：即在自家对待陌生人的方式，应当如同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异乡被对待的方式一样。因为生者可以独自决定发动战争，但相反，他们必须与死者协商和平。我们曾说过，萦绕（haunter）与居住（habiter）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一个变得不可居住的世界同样变得不可萦绕，这并不奇怪。如果我们的房子在燃烧，它又怎能被平静地萦绕？这并不是要颠倒优先顺序，在关心生者之前先安置死者。这仅仅是要认真对待那些关于我们家庭生活的恐惧——毕竟，我们得到什么样的亡灵取决于我们应得什么，所以让我们要求高质量的幽灵吧！至少让我们信任他们，在最终将其遣散之前，倾听片刻：关于我们的债务，关于那些被传递给我们或被拒绝给予我们的东西，关于我们为了和平或正义准备完成的事情，他们能告诉我们什么；在一个在我们眼前崩塌的世界里，他们能否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可以修复的，而什么已经无法修复？让我们的房屋被萦绕，以便更好地居住：我们的家庭是政治性的，而它们的未来属于死者。

➤ (1) 《特殊智能》（Intelligences particulières）。格雷戈里·德拉普拉斯（Grégory Delaplace）著，Vues de l'esprit出版社，布鲁塞尔，2021年，第95, 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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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更美好》（La Vie plus belle）中，一个角色并不属于某个特定的表演者，任何第一个自愿的人都可以接手并重新演绎这个角色。一个小女孩，就像一位老先生一样，可以扮演

《生活更美好》（La Vie plus belle）

“通过试镜，你就能入选！”

在圣艾蒂安，一个由当地艺术家和业余爱好者组成的团体决定重新演绎《生活更美好》（Plus belle la vie）的所有剧集。这是一次古怪的翻拍冒险，也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社交实验室。

报道 作者：劳拉·图耶（LAURA TUILLIER） 圣艾蒂安特派员

这个周二的早晨，在圣艾蒂安极具平民气息的塔朗泰兹区（Tarentaize），一小群人正在“金合欢”（les Acacias）酒吧前忙碌。酒吧老板在早晨出借了场地，他正顶着阳光抽烟，观察着两台DV摄像机、一根挑杆、几个微型领夹麦克风和一个录音机的安装情况。

两名路过的女性停了下来，表现出兴趣：她们在拍摄团队一名成员衬衫背面看到的熟悉名字——用白色大字印着的“罗兰·马尔西”（Roland Marci）。

罗兰·马尔西是肥皂剧《生活更美好》（Plus belle la vie）中最著名的角色之一。该剧在 France 3 台 2004 和 2022, 年间播出，在鼎盛时期每晚吸引超过 6 百万观众。

人们迅速向好奇的路人解释了这个想法：“我们在圣艾蒂安翻拍《生活更美好》，一集接一集。这个项目叫《生活更美好》（la Vie plus belle）。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欢迎来找我们。”

这就是基本原则。这几句话并未揭示该项目的规模——这项计划在这座前矿业城市已经进行了 3 年。如今，这座城市的贫困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陷入了一场政治丑闻（市长加埃尔·佩德里奥因一起肮脏的性爱带录像敲诈案被监禁），其社会情绪确实需要被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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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布尔勒酒吧的老板，相当于《生活更美好》中的米斯特拉尔酒吧）

通过这样一项既轻松又宏大的倡议。

“没钱且拥有绝对自由”

在《生活更美好》（Vie plus belle）的起点，是三位刚来到这座城市的新面孔：保罗（Paul）、珍妮（Jeanne）和西奥（Théo）。他们是虽然经济拮据但充满干劲的艺术家，他们发现彼此都对那部传奇的马赛肥皂剧以及将其在当地翻拍的想法有着共同的兴趣。“最初让我们兴奋的是，我们投身于一项工业化生产，但却是通过自治的方式，在没钱的情况下拥有绝对的自由，”保罗解释道。2023年9月，这伙小小的“海盗”通过该市众多世俗协会中的一个找到了场地，起草了一份新闻稿，并大胆地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吸引了200人参加：“这个想法激起的兴趣让我们非常惊讶，当地媒体报道了我们，人们相信它，于是我们就开始了，”西奥俏皮地补充道。

这种模式在第一年里逐渐成熟：每次拍摄周期为五天，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三集的拍摄，使用三台摄像机，最多拍两遍。一个定义了《生活更美好》精神的原则是：某个角色不专属于某一位演员，恰恰相反，任何第一个自愿参加的人都可以接手、接替或放弃该角色。在这里，是衣服塑造了角色。一个小女孩或一位老先生都可以扮演 Burle 酒吧的老板（相当于原版剧集总部 Mistral 在圣艾蒂安的对应地），甚至在同一集中如此。

“通过试镜，你就能被选中，”在城市墙壁上看到的告示这样写道。这种追求完全包容、绝对非竞争的做法，反过来创造了该剧在形式上的独特性。正如西奥所总结的，两者相辅相成：“在寻找一种能让所有人参与的运作方式时，我们找到了自己的美学形式。”因为必须承认，《生活更美好》（LVPB）与其说像传统的电视产品，不如说更像奥利维尔·博松（Olivier Bosson）的电影（其天才之作《200%》，2011年与尼古拉斯·布恩（Nicolas Boone）共同执导，是一部涉及大量里昂郊区居民的宏大画卷）；DV摄像机的数字颗粒感，角色在不同场景间变换的流畅度，以及这种激进选择所产生的喜剧效果，根据当地的慷慨程度选择的布景（一家美甲店变成了诊所），以及几乎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创造出丰富效果的导演创意，所有这些都促成了 LVPB 混合的独特性。

“《生活更美好》就像史蒂文森笔下的故事，过程比目的地更重要，”圣艾蒂安 Méliès 电影院的经理西尔万·皮雄（Sylvain Pichon）认为，他从一开始就加入了这次冒险。这位经营者强调了集体观看的维度，认为这是该行动必要的延伸：“一个人在房间里看 LVPB 没有太大意义，在居民之间一起观看，这才是最棒的。”

美甲店变诊所

每两周一次，在周一 20:20（《生活更美好》原剧播出的历史时间），剧集会在市内的独立电影院放映，采取自由定价，观众人数一直保持高位。“我们显然有一些传统的放映场次，入场人数没有这么多。”

“我们喜欢的是没有‘作者’这个想法，因为如果没有人是基础形式的创造者，我们就可以与它保持一种距离感，从中获得乐趣。” ——项目策划者之一，保罗

文化！

“只有 LVPB 的放映活动还具有某种活动性质。”在 LVPB 的扩大圈子中，如今有不下 300 人贡献了自己的时间（这里所有人都是志愿者）来改编剧本、表演、拍摄、剪辑或为某个场景录音。核心成员的背景各异，在拍摄周期间，人们可能会遇到一名热爱戏剧课的退休人员、一名领取 RSA（积极寻求就业收入）的青年、一名护士、一名前 Cirque électrique 马戏团的空中飞人、一名美术老师、一些学生以及失业者……“我的一位同事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关于 LVPB 的文章，因为她知道我有点疯疯癫癫的，所以她觉得我会感兴趣，”从项目开始就参与其中的 Fati 解释道。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种消遣，是一个练习表演的机会；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次聚会似乎已变成了某种更重要、更本质的东西，是艺术、社会、政治和人性体验的交汇点。

周三上午，拍摄在市电影资料馆继续进行。这是法国最古老的电影资料馆，成立于 1922 年，且正如其负责人 Antoine Ravat 所强调的，“如今向当代青年创作开放，无论这些创作与传统的制作体系相距多么遥远”。因此，该机构免费出借了场地用于半天的拍摄：“只有在免费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拍摄……我们会询问并观察，但通常都能受到欢迎，”Théo 高兴地说道。他承认 LVPB 更倾向于远离补贴、融资申请以及其他形式的制度化，因为这些可能会危及该集体那不羁的独立性。

在剧集存在的三年时间里，他们将小型摄像机安置在市内的无数酒吧、借来的公寓、协会场所、各种公共场所，甚至秘密潜入该地区的 Ikka（“保安以为我们只是在样板沙发上拍自拍”）或伪造博物馆，并在巴黎进行了一次小型放映巡演，以确立该项目的连贯性。这一天，他们前往电影资料馆的地下室，第 3, 季的新成员 Jean-Baptiste 对这一倡议赞不绝口：“必须承认，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多在生活中绝不会相遇的人，”这位刚搬到该地区的年轻艺术家热情地说道，他很欣赏该项目的幽默感，“这并不妨碍人们全身心投入并认真地演戏”。他离开我们去按下其中一台摄像机的“录制”键，而一台设备运输车将使他们在胶片盘之间完成一次大胆的推拉镜头，为 Chris Le Bihac（现已成为一名跨性别角色）与其母亲之间的一场戏增添导演色彩。

LVPB 的另一个创意是：改编连续剧的主题以使其现代化，或使其与当地时事产生共鸣，并提供一个滑稽的版本，从而起到集体宣泄的作用。于是，前市长 Gaël Perdriau 以“Merdriau”的形象出现，这是一个腐败透顶的市长，他甚至组织了一场针对市博物馆的抢劫，以便在面对 Blanche Marci（剧中的历史人物）时赢得选举。

前卫形式与廉价美学

这种原作与副本之间的碰撞构成了叙事乐趣的一部分，并凸显了该团队与原始素材之间灵活的关系：“在这种计划中，《美好生活》（Plus belle la vie）既是核心又是次要的，”保罗解释道，并详细说明：“我们喜欢的是‘没有作者’这个想法，因为如果没有人是基础形式的创造者，我们就可以与其保持距离，从中寻找乐趣。”通过杂糅地引用雅克·朗西埃及其《无知教师》、塞尔维亚电影导演热利米尔·日尔尼克、艺术家菲利普·帕雷诺或说唱MV，该集体创作了一件永久的“原位”（in situ）且“进行中”（in progress）的艺术品，测试着前卫形式与廉价美学、概念视野与“DIY”简单性之间始终不确定的边界。在这一看似轻松的本地计划外表下，LVPB可能正在深入思考我们对虚构的需求、对剧集形式的依赖，以及对“角色”这一概念本身的思考。如今，LVPB提出了将该概念推广到法国其他城市的想法，以便减轻他们的负担：因为经过快速计算，该团体宣布，按照他们目前的进度，重新制作原剧的 4666 集将需要不少于 310 年。提示那些感兴趣的人，这个想法是“开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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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 必须发明它 (5 / 8)

他的书架是致命的

William Warren 这位不循常规的英国设计师构思了一款可以转化为棺材的木制书架。

在他工作室的混乱之中，露出一只关节木腿。半把吉他。一件夹克。一个电烙铁和一堆没有鞋底的鞋子。一套装满传感器的外骨骼，旨在通过使用虚拟现实头盔来实现移动。这个项目曾带他从旧金山前往迪拜，期间经过威尼斯，直到他决定终止它。“我不是个商人。”William Warren 在伦敦南部一条安静街道上，一个由地下停车场改造而成的艺术家工作室兼协作共享空间内工作。这位设计师斜坐在椅子上接待访客——“我设计了很多椅子，但我尽可能少地使用它们，我更喜欢处于运动状态。”

2005, 年，他在思考如何让一件家具变得重要。他的女儿当时还是个孩子，他为她制作了一个可以随她成长而逐步增加抽屉的五斗橱。“要让一个物体变得特别，它必须特别有用——比如拐杖或眼镜——或者它具有情感价值，承载着一个能引起我们内心深处共鸣的故事。”

如何注入这种意义的厚度？“这很难。我们可以创造出寿命很长的东西。我发明了很多将比我长久的东西。但我们无法强迫人们与物体建立亲密联系。相反，我们可以赋予它们发展这种潜力的可能性。”

他的五斗橱关乎童年；因此，他将目光转向生命的终结，构思了一个在时机成熟时可转化为棺材的书架。“木材会随着时间产生光泽，表面会留下痕迹、污渍，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件家具将成为你的一部分，”他承诺道。这也是一种对抗“围绕死亡的敲诈”的方式。“我们最终可能都会躺在最便宜的棺材之一中，当我们的家属在目录中选择一款覆盖着仿木纹纸、配有金色塑料把手的刨花板模型时，伴随着一个

人物志

内部钉有合成缎面衬里。」他希望“创造某种能够陪伴一生的东西，一种日常用品，在时机成熟时，能准备好陪伴我们的最后一次旅程”。他自己的那个架子就放在客厅里。内部有一块金属牌，记录着家具的转变，上面可以刻上所有者的姓名和日期。那些想要尝试自行制作该家具的人必须联系他，向其索要图纸，而他会免费提供。“我可以把五种尺寸的图纸放在网站上供下载。但我希望能够产生一次对话。”他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精彩且深刻”的交流。只有一个例外：自从特朗普再次当选以来，向他寻求帮助的美国人收到的则是“对他国政治体制的礼貌批评——而他们并不欣赏这一点”。

他在海滨的伊斯特本长大，离布赖顿不远，住在一栋充满陶瓷、铅笔和纸张的高大维多利亚式房屋里。他的父亲教艺术，母亲是陶艺师。“在那个时代，我们称之为‘创意家庭’。而今天，人们可能会称之为‘一群神经多样性人群’。”他不关心标签，但对他所处的生态系统感到有趣：他的三个兄弟、女儿蒂莉以及伴侣，如今全部都是创作者。“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在学校成绩很好，”他笑着说，“我们画画比写字快得多。”

尽管他在多所大学教授设计，但他的学生时代开局相当糟糕。青少年时期，他因为“同时亲吻两个女孩”而被开除，而在他看来，这完全值得。他曾是滑板手、霹雳舞者、锐舞者，并在一个在全美巡演的朋克乐队中担任吉他手，随后在利物浦的一所艺术学校就读。之后，他在伦敦攻读硕士，学习银器工艺。他很快开始思考自己的作品面向谁：“银是一种极佳的加工金属，我制作了很多自己非常喜欢的物品，却把它们卖给了我不那么喜欢的人。”尽管他“并不反感富人”，但他还是转向了不锈钢，为了“更具普及性”，并让他的想法“走得更远”。

那是 Droog 时代，这是一个荷兰设计运动，推崇对物品的重新定义、讽刺感和不完美。这恰恰给了他灵感。他的哲学始终是“触达尽可能多的人”，并带有某种离奇的色彩。“故意把事情做歪，用另一种方式工作，扭曲预期，从而引导人们去反思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尽可能带着幽默感，且“不把自己太当回事”。他追求的不是美，而是智慧，更倾向于“让东西更巧妙而非更美观”。当人们请他与以极度精准著称的日本玻璃吹制工共同设计红酒杯时，他把酒瓶带进工作室，让工匠们喝酒，从而制作出一套“醉酒杯”，形状歪歪斜斜。他的烟灰缸是用“禁止吸烟”标牌锻造的，而他的公共长椅则由钉子制成，以“证明人们什么都能坐，即使是那些设计之初就为了防止人们坐上去的东西”。

这位开源软件的狂热爱好者坚称，慷慨与创造是相辅相成的。他提到自己的影响来源之一是《我们思考：大众创新，而非大众生产》（We-Think: Mass Innovation, Not Mass Production）这篇论文，经济学家查尔斯·利德比特（Charles Leadbeater）在其中分析了随着互联网出现而兴起的信息共享文化。“如果我设计了一双好鞋，而有人想在巴西重新制作它们，为什么不分享呢？”沃伦（Warren）质疑道。此外，他还拥有生态意识，并曾与“灭绝叛乱”（Extinction Rebellion）组织一起花几年时间“封锁伦敦”。在他的共享办公停车场里，他提供家具修理工作坊，并即将启动教人们制作自己鞋子的课程。他展示了那天早晨穿着的一双鞋，由单片植物鞣制皮革和亚麻线制成。“想法是让它们既耐用又完全可降解。”所有材料都让他同样兴奋：木材、金属、塑料、陶瓷、皮革……除了纺织品。他在错误中学习：“最好的方法就是尝试，然后讨论并看看哪里可以改进。”这也是他向学生们提出的一项练习，学生们可能会感到恐惧：在两小时内，将他们脑海中反复琢磨的想法变为现实。他每年在音乐团体“丹尼斯”（les Denis）中也给自己设定这样的纪律，他们会在冬令时切换当天在录音室集结，在漫长的一天内完成一张专辑的创作和录制。“目的不是为了做出优秀的作品，而是为了足够快地完成，以免没有时间产生退缩心理。”无论是在设计还是生活中：他最终始终将自己视为“一名朋克吉他手：毕竟，我就是这样开始的。”

作者：朱丽叶·德马斯（JULIETTE DÉMAS） 摄影：拉斐尔·尼尔（RAPHAËL NEAL）

他们是科学或生态演进、古怪发现或意想不到的实用技巧的发起者：《解放报》走访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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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此厌恶彼此 迎接夏季，30个关于竞争的故事 # 夏季 星期五 7 août # 伊莎贝尔·菲利奥扎 (ISABELLE FILLIOZAT) # 对决 # 卡罗琳·戈德曼 (CAROLINE GOLDMAN) 还有 一个摄影展 今日旗帜 夏季系列 漫画... 心理学家 伊莎贝尔·菲利奥扎与卡罗琳·戈德曼。照片：MARIE ROUGE, PASCO&CO, PAUL ARNAUD, MONTAGIR 解放报 --- II ← # 夏季 / 我们如此厌恶彼此... 作者：HAMDAM MOSTAFAVI “我曾告诉她：‘小心点，卡罗琳，如果你卷入这场媒体之战，你会陷入无数麻烦之中的’”，知名儿童精神病学家丹尼尔·马塞利（Daniel Marcelli）回忆道。“卡罗琳·戈德曼当时回答说，没关系，我还是要去做。” 在她与“正面教育”教母伊莎贝尔·菲利奥扎之间的媒体战争中，正是她——儿童心理学家卡罗琳·戈德曼——率先发难。当时，尽管她已经执业并教学超过十五年，但在专业圈子之外并不出名。她在2022年春天，在自己的网站上推出一系列播客时开始了攻击。从第2集起，她就在一个名为《正面教育批判》的节目中正面探讨该话题：“我注意到科学真相与媒体传播的内容之间存在偏差，[...] 必须反击这些媒体上的伪真相，因为它们会对我们孩子的健康产生影响。” 这位心理学家毫不客气地将伊莎贝尔·菲利奥扎（她将正面教育的概念引入法国）以及与前者关系密切的儿科医生凯瑟琳·盖根（Catherine Gueguen）描述为“自封的专家，营销高手”：“她们不是儿童精神病学家：她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且粗糙地操弄概念。” 这种指责是激进的。要知道，对方是当时售出数百万本书籍、举办大规模讲座，并被视为育儿领域权威的人物。由于当时社会正处于意识到“日常教育暴力”的觉醒期，她们的话语因此更受关注。自2000年代以来，伊莎贝尔·菲利奥扎就像现代版的弗朗索瓦丝·多尔托（Françoise Dolto）一样，通过提出一种基于对孩子情绪进行温情引导的新行为分析法，几乎占据了关于这些问题的所有媒体空间。她的著作如《心灵的智慧》（Intelligence du cœur，1997年出版）或《孩子情绪的核心》（Au cœur des émotions de l'enfant，1999年）——虽然没有使用“正面”教育一词——被多次再版。伊莎贝尔·菲利奥扎随后建立了一个帝国：除了书籍和讲座，她还参与了培训项目——包括里尔医科大学的一个大学文凭（DU）课程——特别是那些旨在为帮助父母的专业人员提供培训的机构。2023年5月，她由前权利捍卫者克莱尔·埃东（Claire Hédon）授予荣誉军团勋章，她甚至在2018年被爱丽舍宫接见，随后被任命为“前1000天委员会”的副主席，这是一个由鲍里斯·西鲁尼克（Boris Cyrulnik）领导的由18位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成立于次年。 # 卡罗琳·戈德曼 vs 伊莎贝尔·菲利奥扎 # 心理剧 教育 当孩子发脾气时，应该抱抱他还是让他回房间？ 在 2022, 2023, 之间，关于“正面教育”的辩论演变成了两名育儿专业心理学家之间激烈且私人化的媒体对抗。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心理健康——以及他们父母的心理健康。卡罗琳·戈德曼于 11 septembre 2024. 在其办公室。照片：DENIS ALLARD OPALE •••

进攻性手段

卡罗琳·戈德曼（Caroline Goldman）认为这是一种“核心渗透”。2022, 350名幼儿教育专业人士在2022年10月她于《费加罗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集结，以确保“‘纯粹’积极育儿的偏差必须被谴责”。这篇文章的影响力极大地扩大了卡罗琳·戈德曼在媒体上的曝光度，且这种影响力在2023. 期间持续增长。随后，她的著作《回你房间去》（File dans ta chambre）被重新出版，她在书中进一步抨击菲利奥zat及其同类。

这场争论的核心是“暂停时间”（time out），即认为对于处于情绪崩溃状态的孩子，需要将其在房间里隔离一段时间。这一概念存在于美式积极教育中，但菲利奥扎将其视为一种教育暴力，至少在她看来，卡罗琳·戈德曼所推广的版本是如此。相反，后者将其作为其“路线图”的基础，为父母提供一系列具体建议，以便他们能够喘口气，重新确立权威并设定界限。

由于其作为让-雅克·戈德曼（Jean-Jacques Goldman）之女的身份，加上措辞精准且具有明显的个人魅力，她的观点在媒体中越来越受欢迎。而且她并不害怕冲突。她早期媒体活动的标志是什么？就是点名攻击伊莎贝尔·菲利奥扎（Isabelle Filliozat），例如在2023年2月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该采访在日报网站上产生了200万次浏览。2023年夏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France Inter）交给她一个每日专栏，这让当时向《解放报》表达担忧的一些研究人员感到惊讶。

当时，卡罗琳·戈德曼的热潮似乎不可阻挡：杂志封面、频繁的电视出镜……在浓密的棕色头发下，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在捍卫“暂停时间”或谴责不计代价的过度宽容时，总是显得从容且自信。尽管如此，她今天向《解放报》坦言，进入这个战场并非没有痛苦：“公开说‘好人其实是坏人’是很可怕的。在我的第2次电视节目中，我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在想自己是不是有点像敢死队。”

但她将这种自我施加的暴力解释为采取进攻性手段的必要性。“媒体话语之所以能产生影响，是因为我是第一个谴责那些骗子和冒牌货的人，尤其是那些误导积极教育的操盘手，她们甚至不是心理学家，也从未治疗过心理有问题的孩子，”她断言——尽管自2024年伊莎贝尔·菲利奥扎和凯瑟琳·盖根（Catherine Gueguen）提起诽谤诉讼以来，她现在变得更加谨慎。直到今天，她仍坚持自己的目标：让父母听到另一种声音，并让心理学家能为那些被菲利奥扎的方法搞得迷茫的父母提供一份具体的路线图。

面对这些前所未有的攻击，伊莎贝尔·菲利奥扎起初相当沉默，但在2023, 期间似乎逐渐感到不安。这位笑容亲切、总是用温柔且像小学老师一样的语气说话的女性，其实在传播她的信息时毫不眨眼，带着一种近乎神秘的毅力。但在2023年4月接受《世界报》采访时，她坦言自己被卡罗琳·戈德曼攻击所引发的争议规模搞得措手不及：“我不理解这种暴力。甚至连记者都变得具有攻击性。”

一个月前，即2023年3月，一篇由280名专业人士签署（但没有菲利奥扎）的评论确实点名攻击了卡罗琳·戈德曼及其如今著名的“暂停时间”，但菲利奥扎在育儿领域的霸主地位现在显然受到了质疑。学历、能力、方法的合理性：她发现自己不得不为此做出解释。

伊莎贝尔·菲利奥扎（Isabelle Filliozat）1957年出生于巴黎，由于父母双方都是心理学家，她从小就浸淫在心理学氛围中。她在阿尔萨斯学校（Ecole alsacienne）就读，该校以吸引巴黎精英阶层以及注重个人发展的教学方法而闻名。她于1983年获得临床心理学硕士学位，并在其个人网站上称自己是自1982年起执业的心理治疗师。卡罗琳·戈德曼（Caroline Goldman）同样从小接触这一领域——她的母亲是心理学家凯瑟琳·莫莱（Catherine Morlet）——且也曾在阿尔萨斯学校就读过一段时间。但戈德曼是在完成博士论文并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后才成为心理治疗师的：她不断利用这一背景来强调自己在科学层面上优于其竞争对手。在接受《解放报》关于教育方法争论及其与卡罗琳·戈德曼之间冲突的采访时，伊莎贝尔·菲利奥zat拒绝直接回答。她在邮件中表示：“我不希望就法国的法律进行‘辩论’：即一种没有暴力、没有隔离，并对孩子给予共情引导的教育。”尽管在许多播客和讲座中，她直接回应了“暂停时间”（time out）和所谓的惩罚性方法……但她小心地避免提及卡罗琳·戈德曼的名字。

“眶额皮质” 这两位女性是否曾尝试面对面解决分歧？卡罗琳·戈德曼（Caroline Goldman）明确表示，她们曾在一次书展上偶遇。当时伊莎贝尔·菲利奥扎（Isabelle Filliozat）“误”坐在了她的位置上……为了试图说服对方，双方都不遗余力地诉诸于科学真理和临床经验。《解放报》早在 2015 年就指出了后来成为戈德曼与菲利奥扎之间主要分歧点的问题：“积极育儿？这一趋势依赖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混合体：它汲取了神经科学的最新发现，同时主张常识和实用主义。但它几乎从未参考过精神分析。” 2023 年在《世界报》上，伊莎贝尔·菲利奥扎断言，“与孩子之间哪怕是最微小的微笑交流，都在字面上构建其大脑”，她坦然地为了神经科学研究（她自称对此“充满热情”）而将精神分析搁置一边。此外，她在书籍和公开演讲中大量使用技术词汇，提及大脑的“眶额皮质”、“新皮质层”以及“内源性阿片肽水平的下降”。例如，她解释说，如果孩子在被拒绝后大发脾气，这是因为“大脑前额叶区域发育不成熟”而导致的“情绪风暴”。她鼓励家长通过拥抱来安抚孩子，无论发脾气的程度如何。而试图恢复精神分析地位的卡罗琳·戈德曼则谴责这种做法，认为它对于处于“寻找界限”阶段的幼儿心理发育具有破坏性。伊莎贝尔·菲利奥扎经常引用科学研究，且全部来自国外，因为在她看来，法国的研究对这一主题覆盖不足。与这位心理治疗师关系密切的儿科医生凯瑟琳·盖根（Catherine Gueguen）也表达了同样的遗憾，她在回应《解放报》时首先明确表示：“我并不针对卡罗琳·戈德曼或其他人。我的立场是基于知识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社会要求孩子获得更好的地位。” 但她随后透露：“我曾接受过一名西班牙记者的采访，她问我戈德曼女士怎么可能被媒体邀请：在西班牙，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绝不会给主张那种做法的人发言机会。” 这里的“那种做法”就是著名的“time out”（暂停法），即在房间内进行隔离的技术。这位儿科医生甚至主张，应当“在公共空间制裁所有所谓的教育性暴力煽动，包括某些公开言论”。

所谓的放任主义

另一方面，卡罗琳·戈德曼（Caroline Goldman）表示自己被对方阵营“漫画化”了，而她实际上坚定地反对日常教育暴力，并且在拥有超过 80 000 名关注者的 Instagram 账号以及她的播客中，讨论的内容远不止“time out”（暂停时间）这一项。这位五十多岁的女性还捍卫自己对实地情况的了解，以及她每天为儿童提供心理治疗的事实，这一点与伊莎贝尔·菲利奥扎特（Isabelle Filliozat）不同。后者虽然事业依然繁荣且拥有公认的道德权威，但无论是在虚拟空间——Instagram 上拥有 123 000 名追随者，其 Youtube 频道拥有 40 000 名订阅者并有数百小时的讲座——还是在法国各地的多次会议及其研究所中，她仍必须经常为所谓的“温情教育”中的放任主义进行辩护。她还可以依靠其独生女马戈（Margot）的支持，后者是一位三十多岁的性治疗师，在陪伴伴侣的同时，也接过了积极教育的接力棒。

经过多年的媒体博弈，很难说父母们是否真的从中获益。面对两种方法之间这种略显简单化的对立，儿童精神科医生丹尼尔·马塞利（Daniel Marcelli）赞扬了细微差别的必要性：“过度的权威会导致孩子拘谨、压抑，而过度的自由则会导致孩子失去底线。教育孩子，就是始终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之中。”

伊莎贝尔·菲利奥扎特在 2021 年位于艾克斯-普罗旺斯附近的家中。摄影 BENJAMIN BÉCH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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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 夏季 / 系列剧

深海：高压之下的生命

未知之地 (6 / 6)

地球的所有地方都被探索过了。全部吗？不！仍有一些遗落之地始终对公众封闭。今天，让我们潜入海洋深处那寒冷冰封的黑夜。

一直以来，人类在面对深海时，总是交织着着迷与恐惧。这个不可见、不可触及且危险的世界，被盲鱼和巨型乌贼所占据。在1000米以上的深度进行访问，能让人短暂地窥见死亡：完全没有光线，死寂且压力难以承受，寒冷彻骨。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在深海中穿行时使用钢制的“棺材”——潜水服、机器人或潜水艇——也就不足为奇了。

深海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领域：海洋底部有3.26 亿平方公里，研究人员为了绘制其地图而绞尽脑汁。根据发表在科学杂志《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上的一项研究，人类仅能观察到地球深海的0,001 %，其面积仅相当于上萨瓦省……可以说，前路漫漫。

在最初，海底对人类而言意味着真空。这片深蓝最初被视为巨大的虚无。关于其性质的初步假设在19世纪建立。法国生物学家弗朗索瓦·佩龙（François Péron, 1775-1810）当时自信地断言，深海是由冰组成的，这些冰会像冰块一样以冰山的形式升至表面。因此，一旦超过一定深度，生命将无法生存，否则会有被冻僵的风险。

如今我们知道，现实完全不同。深海中充满了生命。证据在1977年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被发现。美国潜水艇“阿尔文号”（Alvin）潜入水下近2500米，首次观察到了深海热液喷口——这些地壳的烟囱在水下释放热量，以及围绕其生存的物种：巨管虫、螃蟹、章鱼……科学团队对此措手不及，因为他们原以为会探测到“一片荒漠”，因此没有准备采集样本的设备，最终样本被装在了伏特加瓶中。

从那时起，科学家们开始耐心地对深海居民进行图像编目：蛞蝓鱼、长毛虾、耳章鱼、灯笼鲨……

近年来，海洋研究像是一场末日前的冲刺。而深海中的掠食者，并非鱼类，而是那些富含铁、钴、铜、锌、镍和稀土元素的矿产。对于唐纳德·特朗普来说，深海是一个新的边疆，一个等待钻探的“深西”（Deep West），且几乎不受国际规则的约束。日本也紧随其后，开始了这种粗暴的挖掘。

我们必须试着想象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由地表遥控的机器人挖掘的地下矿井；被废弃物和钻探搅浑的肮脏海水；珊瑚、软体动物和鱼类在被识别之前就已消失。这简直是在字面意义上地“触底”。

GUILLAUME PAJOT 绘图 CAROLINE PÉRON

周六，新系列 我的夏季之城

本泽马与奈斯纳大巴

曼德拉效应 (6 / 6) 虚假记忆，被重复千次的错误……如今，人们幻想该球员出现在2010年的丑闻之中。啊，法国队在奈斯纳的兵变。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滋养着人们的幻想，最近一部关于此事的Netflix纪录片便证明了这一点：一个多小时的争论，背景是多梅内克、他的日记以及虚假的爆料。法国队的形象被这次丑闻严重抹黑，直到2012年德尚出任主教练才改变了一切。但关于奈斯纳大巴存在一个错误的认知，这充分地、非常充分地揭示了传播这一认知的人：即认为卡里姆·本泽马当时在车上。因为在法国队这段动荡历史的这个精确时刻，这位未来的2022年金球奖得主并不在法国国家队中。然而，他的国家队之旅始于2007年，当时他19岁，雷蒙·多梅内克选中他参加2008年欧洲杯。但多梅内克没有征召他参加2010年世界杯，可能是出于体育原因（或者是占星原因？），而选择了安德烈-皮埃尔·吉尼亚克。本泽马不可能在奈斯纳的大巴上。遗憾的是，我们在这里必须引用极右翼的观点，通过一篇来自《当前价值》（Valeurs actuelles）的文章，因为将本泽马置于大巴之中的这种调子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个圈子。在2018年世界杯期间，也就是法国队在法国民众心目中实现“逆袭”之时，在该杂志中可以读到：“里贝里、阿内尔卡和本泽马的时代似乎已远去，他们以惊人的傲慢和令人心碎的粗俗，不断地玷污法国的色彩与荣誉，采取了一种毫无疑问与我们的国家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态度。从公开的争吵，到为了抗议一名辱骂球员被排除而拒绝训练，到对雷蒙·多梅内克重复的侮辱，再到对观众和裁判完全缺乏尊重，这简直是一群废物和被宠坏的孩子。更糟糕的是，由于像卡里姆·本泽马（他一直拒绝唱《马赛曲》）、埃里克·阿比达尔或尼古拉斯·阿内尔卡这样几个阴险的小恶棍，2010年的法国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甚至成了最猖獗的社群主义的真正母体。” 够了，就这样，本泽马被扔进了耻辱袋，顺便被贴上了大巴丑闻的标签，且原因——直截了当地说——纯粹是种族主义的。以至于当一些文章提及该话题时，他们写道（仔细想想这很荒谬），关于他……“缺席奈斯纳”。

JOHANNA LUY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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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hel Hobson (2007). Donna Plant (2005). Katy McDonnell (2007).

闯入者 此外 节日之夏 从诺曼底到普罗旺斯，在 22 日之前，随《解放报》一起参观 LUX 网络的心选展览。今天，我们将前往南特，与特里什·莫里西（Trish Morrissey）同行。

Hayley Coles (2006)。照片：特里什·莫里西 有些闯入者是人们愿意邀请参加所有家庭聚会的：特里什·莫里西就是其中之一。她 1967, 年出生于都柏林，是五兄妹中的第四个，在工人阶级社区长大。她在《独立报》（The Independent）的档案部门工作时发现了摄影，戴安·阿勃丝（Diane Arbus）和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的人像作品让她看到了一个此前不为人知的世界。这位在 90 年代初来到伦敦的前摄影助理，将“家庭潜入”变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学科。在《前线》（Front）之前，她曾在《七年》（Seven Years）中重演自己的爱尔兰童年，在姐姐的陪伴下，时而扮演一个闹情绪的少女，时而扮演一个笨拙的青年，这一切都包裹在精雕细琢的场景设计之中。而在《前线》中，游戏场地发生了变化：她不再戏弄自己的家人，而是在一个夏天里，在英国海滩上遇到的 12 个陌生人群体。摄影师在其中追踪这种典型的英国式海滨痴迷，这种铺开浴巾、像插征服旗一样插起遮阳伞的仪式感。她寻找家庭，布置场景，调节光线，准备快门……然后，在最后一次魔术般的变换中，她潜入其中一名女性的位置，而作品随后便以该女性的名字命名。这种手段每次都一样，既大胆又不可抗拒。摄影师变成了被摄主体，家庭主妇变成了摄影师，每个人都得到了满足：一张纪念肖像换取一个构图角色。这并非简单的恶作剧，这种方法旨在全程协作——莫里西解释她的计划，讨论图像的用途，与这些一日之交的共谋者分享作品的主导权。一个问题在海风的吹拂中悄然浮现：当家庭成员中有一个人并非其中一员时，家庭还剩下什么？也许仅仅是——我们的度假相册，无论多么真实，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欺骗了现实。 纳杰亚·德尔穆利（NADJA DELMOULY） 南特摄影双周展 QPN 庆祝成立 30 周年以及摄影术诞生两百周年，围绕“收藏”这一主题，将于 25 日 9 月至 11 月 1 日在节日的各个场地探索先驱、档案和当代实践。《前线》系列将在南特摄影双周展期间，于 4 日 10 月至 4 日 1 月在 Hasy 画廊展出。 --- VI → 夏季 / 漫画 # 异见者 (Les Dissidents) Derf Backderf 著。çà et là 出版社

--- VII

我的天。太神奇了！这是罗伯特·米诺（Robert Minor）的作品，又一位卓越的绘图员，他更倾向于《群众》（The Masses）而非大报。显而易见，没有任何传统报纸或杂志会发表这种水准的画作。

自《我的朋友达默》（Mon Ami Dahmer，2012）出版以来，Derf Backderf 成为美国独立场景的领军人物。他延续了在之前关于肯特州立大学枪击案书籍中开启的纪录片式方法，这次将目光投向 1917. 年的美国。通过年轻绘图员乔·赫特尔（Joe Hertl）这个富有诗意的形象，《异见者》讲述了好战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与《群众》杂志艺术家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该杂志是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堡垒，其成员遭到监视、骚扰并受到逮捕威胁。 Derf Backderf 著 《异见者》（LES DISSIDENTS） Fanny Soubiran 英译。ça et là 出版社，344 页，28 欧元。 11 月 9 日发行。 待续... --- VIII # 今日测验

时尚建筑师

作者：FLORIAN BARDOU

1 以下哪位建筑师从未在阿尔卑斯山设计过滑雪场？ A 夏洛特·佩里安 (Charlotte Perriand) B 马塞尔·布劳耶 (Marcel Breuer) C 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D 米歇尔·贝桑松 (Michel Bezançon)

2 Culbuto 椅子是由哪位设计师设计的？ A 维尔纳·潘顿 (Verner Panton) B 马克·赫尔德 (Marc Held) C 皮埃尔·保林 (Pierre Paulin) D 艾琳·格雷 (Eileen Gray)

3 谁是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奖（建筑界的诺贝尔奖）的女性建筑师？ A 伊拉克裔英国人 扎哈·哈迪德 (Zaha Hadid) B 日本人 妹島和世 (Kazuyo Sejima) C 加泰罗尼亚人 卡梅·皮格姆 (Carme Pigem) D 法国人 安妮·拉卡顿 (Anne Lacaton)

4 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灯塔——赫拉克勒斯塔位于哪里？ A 加利西亚的拉科鲁尼亚 B 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C 希腊的圣托里尼 D 突尼斯的切巴

5 全新的国家设计美术馆位于哪里？ A 图隆 B 圣艾蒂安 C 鲁贝 D 凡尔赛

6 以下哪位设计师从未设计过奥运火炬？ A 菲利普·斯塔克 (Philippe Starck) B 马修·勒汉纽尔 (Mathieu Lehanneur) C 卡洛·拉蒂 (Carlo Ratti) D 汤姆·迪克逊 (Tom Dixon)

7 沙特阿拉伯未来的吉达塔——将于 2028 年完工的世界最高摩天大楼——预计高度是多少？ A 900 米 B 1000 米 C 1100 米 D 1150 米

8 以下哪位设计师设计了巴黎圣母院的新椅子？ A 约娜·沃特林 (Ionna Vautrin) B 马塔利·克拉塞特 (Matali Crasset) C 康斯坦斯·吉塞 (Constance Guisset) D 艾丽丝·富因 (Elise Fouin)

9 什么是生物气候建筑？ A 用有机蔬菜和水果建造的建筑 B 利用周围环境和气候的房屋 C 防御酷暑和寒流的掩体 D 形状像风、云或太阳的建筑

10 以下哪个物件是几乎所有设计师的必经之路？ A 灯 B 凳子 C 椅子 D 镜子

答案：1.C, 2.B, 3.A, 4.A, 5.B, 6.D, 7.B, 8.A, 9.B, 10.C

适合海滩的口袋书

如今，我们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在为 1940. 年法西斯主义者的朋友的生命而战栗。这些被称为“maiales”的意大利鱼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潜水员骑乘在水下，试图炸毁直布罗陀港内的英国船只。它们是阿图罗·佩雷斯-雷韦尔特这部小说的女主角，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冒着被敌人发现并扫射，或被水压压死的风险而骑乘它们的意大利人才是主角。但故事的主人称是埃琳娜，一名在阿尔赫西拉斯开书店的店主，她的丈夫在 1940 年 7 月英国袭击梅尔斯凯比尔法国海军期间被杀。就在她似乎已经放弃爱情时，有一天，她发现海边被冲上来一名受伤男子的尸体，“一个穿着黑色橡胶服，湿漉漉且发亮的人”，他的鼻子和耳朵在流血。她很快意识到，这就是“两年来骑着 maiales 攻击直布罗陀的德国人或意大利人之一”。如果她通知西班牙国民卫队，他将面临巨大危险。于是，她将他带回家，准备为他治疗并将其藏匿。一段绝美的爱情与间谍故事由此诞生。埃琳娜憎恨杀掉她丈夫且在她看来“傲慢”的英国人。而那个温柔且神秘的意大利人将成为她的英雄，即便他是敌人也无所谓。《意大利人》揭示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它将我们投入一种强烈的矛盾之中，因为我们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在为那些法西斯主义者的朋友、盟军的敌人的生命而战栗。人难道非得是非黑即白，要么是天使，要么是混蛋吗？

亚历山德拉·施瓦茨布罗德 (ALEXANDRA SCHWARTZBROD)

阿图罗·佩雷斯-雷韦尔特 《意大利人》 Folio 出版社，512 页，10,50 欧元。

尺度，我的美

作者：ALICE CLAIR, SAVINIEN DE RIVET 和 JULIEN GUILLOT

孟加拉国的人口比俄罗斯多

不只有国家才有旗帜

北约

于1953年10月采用，这朵蓝白相间的罗盘玫瑰象征着北大西洋条约，代表了海洋两岸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背景采用蓝色，显然是为了提醒人们，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大西洋。之所以选择指南针，是因为它体现了北约各国在集结时所选择的共同方向。考虑到唐纳德·特朗普如今对该组织表现出的不信任，这个象征是否依然适用，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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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考] 以下原文数字因单位格式转换可能未在译文中完整体现（供参考）：382.028.199、451457964、91811、75007、75013、50000

3 € Première édition. N° 14008

VENDREDI 7 AOÛT 2026

www.liberation.fr

MARIE ROUGE PASCAGO PAUL ARNAUD

Isabelle Filliozat vs Caroline Goldman La baston de l'éducation

CAHIER CENTRAL

Elias, tué en janvier 2025 «Toute une famille a besoin de comprendre pourquoi notre fils est mort»

PAGES 12-13

Le Rhin le 30 juillet au niveau d'Observesel, en Allemagne. PHOTO THOMAS LOHNER, GETTY IMAGES

Libération

SÉCURISSE EN EUROPE

ET AU MILIEU COULAT UNE RIVIERE

Après un hiver sans pluie et des canicules à répétition, le niveau des fleuves européens n'a jamais été aussi bas. Outre les dommages écologiques, ce manque d'eau entraîne de lourdes répercussions économiques. Reportages sur le Danube et le Rhin. PAGES 2-4

IMPRIMÉ EN FRANCE / PRINTED IN FRANCE Belgique 3,20 €, DOM 3,80 €, Espagne 3,60 €, Grèce 3,90 €, Luxembourg 3,20 €, Maroc 32 Dh, Portugal (continental) 3,90 €, Suisse 3,90 C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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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VÉNEMENT

Libération Vendredi 7 Août 2026

EDITORIAL

Par SONIA DELESALLE- STOLPER

Adaptation

En 1829, Victor Hugo publiait son poème le Danube en co- lère, ode géopolitique où le fleuve majestueux, aux flots puissants, s'humanisait et ap- pelait à la paix et la raison. En août 2026, le Danube n'est plus en colère et encore moins majestueux. Il souffre. Le fleuve, qui naît en Allemagne et parcourt près de 3 000 km en Europe centrale et orien- tale avant de se jeter dans la mer Noire en Roumanie, s'as- sèche. Son niveau, comme ce- lui de son voisin le Rhin, a at- teint un plus bas historique. L'eau manque dans presque tous les fleuves et rivières d'Europe et c'est tout un con- tinent qui en paye le prix. La sécheresse est politique. Parce que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n'augmente pas seulement le risque de voir se multiplier les incendies dramatiques qui dévastent l'écosystème d'une région et les épisodes de sécheresse qui entraînent des pertes de récoltes ou des interdictions d'arroser. Ce sont des événe- ments en cascade, qui paraly- sent l'économie européenne et dont les effets domino n'en finissent plus de se dévelop- per, à une vitesse vertigi- neuse. Ce sont ces centrales nucléaires qui ne se refroidis- sent plus, entraînent une di- minution de la production électrique et la plongée dans le noir d'entreprises ou d'établissements publics, voire de localités. Ce sont ces sites industriels dont l'acti- vité est ralentie, voire suspen- due, ces livraisons de fret ou de carburant interrompues faute de tirant d'eau suffisant pour les bateaux, qui ne peut être brassée.

La liste n'est pas exhaustive et le phénomène n'est plus exceptionnel ou saisonnier. Il est notre nouvelle norma- lité, alors que les climatolo- gues appréhendent un mois de septembre, voire un au- tomne, chaud et sec.

A Bruxelles, un groupe de tra- vail recueille les retours d'ex- périence des pays européens affectés, et ils le sont tous. Parce que la sécheresse est politique. Et que l'heure est désormais à l'anticipation, à l'adaptation et surtout à la collaboration, parce que seule une pensée globale et partagée pourra appréhen- der, adapter et inventer cette nouvelle réalité européenne.

L'Europe perd

les eaux

Après un hiver marqué par le manque de précipitations, la pénurie hydrique s'aggrave sous l'effet d'une nouvelle vague de chaleur et touche tous les secteurs. Les pays doivent désormais repenser ensemble leur gestion de la ressource.

Par AURORE MAUBIAN

Sur les écrans de contrôle de la centrale nucléaire de Paks, la baisse du Danube se mesure en mégawatts perdus. Le site, qui assure près de la moitié de la production élec- trique hongroise, utilise l'eau du fleuve pour refroidir ses réacteurs. Mais son niveau est devenu trop faible et sa tem- pérature trop élevée. Lundi, la centrale ne produisait plus que 240 mégawatts, contre 2 000 habituellement, et un seul de ses quatre réacteurs fonctionnait encore. La nuit suivante, elle a frôlé l'ar- rêt. «Nous venons de traverser la nuit la plus difficile et la plus critique jusqu'à présent», a écrit mardi matin le Premier ministre, Péter Magyar, sur X. Pour soulager le réseau, la Hongrie a dû importer de l'électricité et réduire sa consommation. Les trains de marchan- dises électriques ont été suspendus aux heures de pointe, les métros et les tramways ralentis et certains bâtiments publics plongés dans le noir. Les grands sites industriels ont, quant à eux, été appelés à modérer leur activité.

«AVERTISSEMENT»

Cette situation extrême est le résultat d'un déficit d'eau accumulé depuis plusieurs mois. «Il n'y a presque pas eu de neige cet hiver dans les Alpes, ou très peu», explique Kerstin Stahl, profes- seure d'hydrologie à l'université de Fri- bourg. Or, la fonte des neiges alimente «le Danube, mais aussi le Rhin». Les fleuves n'ont pas bénéficié de leur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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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habituel au printemps, qui a été particulièrement chaud. En République tchèque, il a été le plus sec enregistré depuis 1961, en Slovaquie, avril n'avait jamais été aussi aride depuis le début des relevés, en 1881.

«La situation se dégrade», constate un fonctionnaire de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La majeure partie de l'Europe centrale se trouve en situation d'avertissement ou d'alerte», avec «de graves anomalies de l'humidité des sols» et des effets déjà visibles «sur la végétation et les cultures». Sur certains points du Danube, ajoute-t-il, «la situation est bien pire qu'en 2022», qui était déjà une année noire.

«Ce sont des effets en cascade», explique Kerstin Stahl. Lorsque le niveau des fleuves baisse, les bateaux doivent alléger leur cargaison pour rester à flot, ou cesser de circuler. En République tchèque, les voyages sur l'Elbe se sont arrêtés dès avril. En Serbie, barges et pétroliers ne transportent plus que 30% à 40% de leur capacité habituelle, limitant à environ un quart les importations de produits pétroliers prévues en juillet. Les conséquences économiques ne sont toutefois pas égales, nuance la professeure : «Les propriétaires des bateaux perdent de l'argent parce qu'ils ne peuvent pas assurer leurs transports. Mais certains ports, dans lesquels les marchandises sont ensuite transférées vers le chemin de fer, enregistrent au contraire un surplus d'activité, parce que tous les bateaux doivent s'y arrêter.»

La sécheresse affecte aussi un pilier de l'économie tchèque : les brasseries. La bière est constituée à environ 90% d'eau et l'industrie est en très gourmande. Les constructeurs automobiles, les centres de données ou le secteur agroalimentaire souffrent également de la pénurie.

«BESOIN DE COOPÉRATION»

Pour Kerstin Stahl, cette crise oblige à renoncer à l'idée que tous les usages de l'eau pourront être préservés. «Peut-être devons-nous accepter que nous ne pouvons pas toujours avoir tout ce que nous souhaitons», estime-t-elle, donnant en exemple le domaine du transport fluvial. Par le passé, les bateaux étaient empêchés de circuler à pleine charge pendant environ vingt jours par an à cause de la baisse du niveau de l'eau. «A l'avenir, cette durée pourrait doubler.»

«La sécheresse ne touche pas seulement une ville ou une région, mais de très vastes territoires», insiste le fonctionnaire européen déjà cité. A Bruxelles, un groupe de travail réunit déjà les Etats membres pour partager leurs expériences. Il s'agit de ne plus seulement réagir, mais d'anticiper «les six prochains mois, les dix, voire, les vingt prochaines années». «La sécheresse a besoin de coopération», poursuit-il. «Pour les grands fleuves, les possibilités de recourir à des mesures d'ingénierie sont déjà presque épuisées», relève Kerstin Stahl. Plutôt que de multiplier les nouveaux aménagements, l'hydrologue appelle à «restaurer la capacité naturelle des milieux à stocker l'eau», et à optimiser les infrastructures existantes. Le changement paraît d'autant plus nécessaire que ces épisodes ne sont plus considérés comme exceptionnels. «Ils sont en train de devenir la nouvelle norme, prévient le responsable européen. Nos modélisations pour août et septembre ne sont vraiment pas encouragantes pour l'Europe centrale. Elles indiquent toujours un risque élevé de vagues de chaleur extrêmes.» Péter Magor a toutefois tenu à annoncer une «bonne nouvelle» ce jeudi : «Le niveau du Danube est déjà supérieur de neuf centimètres à son niveau le plus bas enregistré dimanche, et des précipitations sont attendues dans les basins versants autrichiens. L'une des turbines de la centrale nucléaire de Paks est en service, a tweeté le dirigeant hongrois. Malgré cela, en cette journée consulaire, il restera indispensable de réduire la consommation d'électricité.»

LA FRANCE A SOIF AUSSI

L'état des fleuves et rivières de l'Hexagone est extrêmement préoccupant. Selon l'Office français de la biodiversité, 43% des stations suivies par ses agents sont touchées par des ruptures d'écoulement ou des assecs (situation dans laquelle l'eau s'est évaporée ou infiltrée sur plus de la moitié du site) - un taux «critique jamais observée» pour un tout début août. Au total, 1 373 cours d'eau sont concernés. Les plus fortes dégradations touchent un axe allant de la Vendée au Grand Est.

En Roumanie, le Danube ne coule plus de source

Le deuxième plus long fleuve d'Europe connaît un niveau historiquement bas. La sécheresse perturbe la navigation, menace l'irrigation et commence à affecter les infrastructures énergétiques du pays.

Sur la terrasse de son restaurant, Constantin Ionele s'installe toujours face au Danube. Né sur la rive roumaine du deuxième plus long fleuve d'Europe, il ne se lasse jamais de la vue, qui change au fil des heures et au rythme des navires qui passent. «En une journée, vous pouvez apercevoir une dizaine de paysages différents», assure ce père de famille. Depuis début juillet, il est aussi le témoin d'un phénomène de plus en plus fréquent : la chute drastique du niveau de l'eau.

A l'entrée du fleuve en Roumanie, les autorités hydrologiques constatent un débit historiquement bas, près de trois fois inférieur aux normales de saison. Sur certaines portions du Danube, de larges bancs de sable sont désormais visible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cela débutait en août et se terminait en septembre», constate Constantin Ionele, qui a ouvert

son restaurant près du petit port fluvial de Bechet en 2013. Son établissement accueille souvent des voyageurs en route vers la Bulgarie, qui se trouve de l'autre côté du fleuve, ou la Grèce. Mais en raison du niveau trop bas de l'eau, le bac reliant Bechet à Oryahovo, en Bulgarie, est à l'arrêt depuis le 10 juillet. Les visiteurs ont déserté les lieux, mis à part quelques navires de croisière qui se ravitaillement avant de faire demi-tour, faute de pouvoir poursuivre leur itinéraire en aval.

Artère vitale pour le commerce européen, le Danube traverse le continent depuis l'Allemagne jusqu'à la Roumanie avant de se jeter dans la mer Noire. Chaque année, plus de 50 millions de tonnes de marchandises, dont des céréales ukrainiennes, sont transportées sur le fleuve. Pour limiter les risques d'échouement, le trafic commercial est désormais restreint. «Les navires circulent toujours, mais ils ne sont plus chargés à leur capacité maximale. Leur tirant d'eau [la distance entre la surface de l'eau et le bas de la coque, ndlr] est limité à 2 mètres, contre 2,5 mètres auparavant», détaille Adrian Maizel, représentant de l'administration fluviale du bas Danube. Les convois poussés, qui transportent habituellement jusqu'à neuf barges, sont limités à deux barges par trajet. «Cette situation rallonge considé-

rablement les temps de transport et réduit les volumes de marchandises acheminées sur le fleuve», précise Adrian Maizel.

Des restrictions qui perturbent les exportations alors que la saison agricole bat son plein. En Roumanie, certains agriculteurs peinent à écouler leurs stocks. L'entreprise de Daniel Nica cultive 10 000 hectares à quelques kilomètres du port de Bechet. Ses bureaux jouxtent d'immenses silos argentés. «Nous avons 20 000 tonnes de marchandises qui attendent d'être livrées», regrette l'agriculteur, qui craint de manquer d'espace pour stocker sa récolte de maïs d'ici la fin de l'été.

Tournesols. La chute du niveau du Danube empêche aussi l'irrigation des champs dans la région, l'eau ne pouvant plus être pompée vers certains canaux. Une situation particulièrement préoccupante pour les producteurs de taille moyenne, comme Mugurel Ionu Stancu, qui n'a toujours pas amorti les coûts de ses installations d'irrigation, achetées en 2021. «Le besoin d'irriger est apparu à cause des sécheresses récurrentes qui se répètent chaque année. Les cultures de printemps n'étaient tout simplement plus rentables», affirme l'agriculteur devant son champ de tournesols verts et jaunes. Dans le sud de la Roumanie, Suite p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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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VÉNEMENT

Suite de la page 3 les épisodes de sécheresse extrême sont fréquents, avec des températures dépassant régulièrement les 40°C. L'été dernier, des épisodes de canicule extrême ont détruit une grande partie des récoltes. Cette année, Mugurel Ionu Stancu espère que les pluies des derniers mois permettront de compenser les canaux desséchés.

Mais les prévisions météorologiques n'augurent pas d'amélioration pour les semaines à venir. Les experts annoncent des températures caniculaires pour une grande partie du mois d'août, couplées à un nouveau déficit de précipitations. La baisse des

eaux du Danube pourrait donc se poursuivre. «En raison de la sécheresse et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à l'heure actuelle, nos prévisions ne sont pas favorables», souligne Adrian Maizel. L'activité des barrages, notamment celle du complexe hydroénergétique des Portes de fer, situé à la frontière entre la Roumanie et la Serbie, pourrait également jouer un rôle dans le faible débit actuel.

«Digues». Afin de faciliter l'écoulement de l'eau vers les pompes d'irrigation et d'élargir les chenaux navigables du fleuve, les autorités roumaines ont dragué plus de 50 000 m² de sédiments depuis le

mois d'avril. Des solutions ponctuelles qui, selon Camelia Ionescu, chargée du projet Eau et Climat pour WWF Roumanie, pourraient à terme fragiliser davantage les réserves d'eau souterraines. Celles-ci sont pourtant essentielles au fonctionnement du Danube : le fleuve recharge les nappes phréatiques lors des crues, tandis que celles-ci soutiennent son débit pendant les périodes sèches. Un équilibre naturel progressivement mis à mal par l'activité humaine. «La connexion naturelle entre le Danube et sa plaine inondable a été interrompue, notamment par la construction de digues, l'assèchement de certaines

zones humides et par la conversion des marais en terres agricoles», explique Camelia Ionescu. Autour de Bechet, faute d'eau suffisante dans les nappes phréatiques, un projet prévoit d'approvisionner la population directement grâce au Danube. Plusieurs grandes villes, comme Calafat ou Galati, prélèvent depuis longtemps leur eau dans le fleuve. Pour l'instant, les autorités roumaines assurent que les habitants ne doivent pas craindre de coupures d'eau dans les foyers, mais certaines industries sont d'ores et déjà touchées.

Un des deux réacteurs de la centrale nucléaire de Cernavoda,

dont le système de refroidissement dépend du Danube et qui produit environ 20% de l'électricité du pays, a été mis à l'arrêt le 28 juillet. Les autorités affirment que le second pourrait être déconnecté à tout moment. Un état d'alerte énergétique a été déclaré pour tout le mois d'août. Lundi, pour tenter de rediriger les eaux du fleuve vers la centrale, la marine roumaine a fait sauter un gros rocher qui obstruait le cours d'eau au moyen de 180 kilos d'explosifs.

MARIA GERTH-NICULESCU

Envoyée spéciale à Bechet (Roumanie)

Le Rhin à Kaub, en Allemagne, le 5 août. PHOTO THOMAS FREY DPA AFP

Rhin au plus bas : l'économie allemande au régime sec

Le fleuve, qui traverse le pays du nord au sud, atteint des niveaux extrêmement faibles. Sur cet axe stratégique, les péniches sont obligées de réduire leurs cargaisons à 25% de leurs capacités.

«Le Rhin s'est transformé en sentier de randonnée», ironise à peine le grand quotidien populaire allemand Bild. «Pourra-t-on bientôt traverser le Rhin à pied?» se demande de son côté le quotidien régional Rheinische Post de Düsseldorf. D'habitude si puissant avec ses dangereux courants, le fleuve, colonne vertébrale de l'Europe rhénane, ressemble cet été à une rivière au fond d'une gorge. Ses berges sont devenues de larges bancs de sable constellés de galets, comme en bord de mer, et des îlots apparaissent au milieu du

fleuve, d'où émergent parfois des vélos rouillés.

A certains endroits, son niveau est inférieur à deux mètres. La semaine dernière, à l'heure où le fleuve atteignait son plus bas niveau historique – 67 centimètres à Cologne samedi, soit deux centimètres de moins que le dernier record datant de 2018 – une promeneuse, non loin de Mannheim est tombée sur une grenade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Cette dernière a été récupérée prestement par les services de déminage. Le cours d'eau asséché attire aussi les chasseurs de trésors amateurs depuis que la police a découvert un coffre-fort provenant vraisemblablement d'un cambriolage.

Bateaux stagnants. Cette baisse de niveau d'un axe stratégique pour l'économie allemande inquiète les spécialistes, notamment pour sa précocité : moins de 500 m²/seconde en moyenne à Cologne, contre 2 000 à Coblence (Rhénanie-Palatinat), des valeurs

habituellement observées en automne. Cette différence entre les villes s'explique par le fait que chaque station possède son propre zéro de référence et que les valeurs des jauges ne sont donc pas directement comparables d'une ville à l'autre. «Mais l'intensité, la fréquence et la durée [de ces sécheresses] sont bien plus importantes qu'au paravant», constate Patrick A. Wisotzky, le directeur général du port de Krefeld, dans le Rheinische Post. Le long du Rhin, près de Cologne, les embardages des bateaux de croisière sont désertés, des bateaux privés stagnent dans la boue et la plupart des bacs, un moyen de transport très utilisé par les riverains, ne peuvent plus traverser le fleuve sans risquer de s'échouer. Pour se rendre de l'autre côté du Rhin, les automobilistes sont obligés de faire des détours avec leur voiture afin de trouver un passage ouvert à la circulation. Mais à Bonn, Cologne, Düsseldorf ou Duisburg, plusieurs ponts sont fermés à la circulation, ce qui, là, n'a rien à voir avec le niveau du fleuve mais avec la

vétusté des infrastructures en Allemagne. Avec des péniches obligées de réduire leurs cargaisons à 25% de leurs capacités, l'économie allemande tourne au ralenti dans un pays où plus de 80% du trafic fluvial passe par le Rhin. Les chaînes d'approvisionnement sont perturbées, notamment pour les géants de la chimie, de l'acier ou les raffineries qui utilisent le fleuve. Sur lequel transite aussi du charbon, des céréales et des conteneurs jusqu'à Rotterdam, Anvers ou Hambourg. La production d'électricité est également perturbée. L'Allemagne n'a plus de centrale nucléaire mais elle a besoin d'eau pour des centrales à charbon. Face à cette sécheresse installée, le groupe énergétique Uniper n'a pas exclu de ralentir la centrale «Staudinger 5» au cours des prochaines semaines.

Alternatives. Conséquence logique, le prix du transport a explosé, passant à 150 euros la tonne contre 45 euros fin juin. «Au bout du compte, cette baisse d'activité pourrait réduire à néant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que nous espérions en 2026 [en Allemagne]», déplore l'Institut économique allemand de Cologne, qui table sur un recul de 0,4% du PIB si la situation persistait. L'assurance Allianz a évalué à environ plus de 110 milliards d'euros les pertes des entreprises allemandes d'ici 2030 si de tels étés extrêmes se répétaient. Le nouveau ministre fédéral des Transports, Steffen Bilger, a convoqué hier tous les acteurs de la navigation fluviale à Bonn pour discuter des alternatives possibles pour le transport des marchandises. La situation est particulièrement difficile en raison de la réfection complète de la voie ferrée située sur la rive droite du fleuve, un chantier lui aussi dû au retard d'investissement de l'Allemagne dans ses infrastructures. Selon les prévisions de l'Office des voies navigables du Rhin (WSA), le niveau d'eau doit encore baisser aujourd'hui à Cologne, Düsseldorf, Duisburg-Ruhrort et Emmerich am Rhein. «La situation devrait encore s'aggraver», prévient Moritz Axt, le porte-parole du WSA.

Pour les experts en hydrologie, il est temps de repenser en profondeur la gestion de l'eau et lutter contre le problème en amont. «Il faut retenir l'eau dans les espaces naturels pour renverser la tendance», a insisté Klaus Röttcher,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des sciences appliquées Ostfalia de Brunswick, interrogé par la télévision publique ARD. Selon le ministre de l'Environnement, Carsten Schneider, l'Allemagne a perdu 60 milliards de mètres cubes d'eau dans les sols et les nappes phréatiques au cours des vingt-cinq dernières années. Si rien n'est fait d'ici 2050, les pertes économiques sont évaluées par le ministère à 600 milliards d'euros, soit environ 25 milliards d'euros par an.

CHRISTOPHE BOURDOISEAU

Envoyé spécial à Colo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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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Fondation de toutes les 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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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E

Venezuela

«Maintenant je veux vivre dans une maison de plain-pied»

Près de 25 000 personnes sont hébergées dans des refuges après la destruction de leur logement lors du double séisme du 24 juin. Installés dans des écoles, des stades ou des terrains vagues, les sinistrés vivent de l'aide humanitaire, sans savoir de quoi demain sera fait.

Des sinistrés recevant de l'aide humanitaire, à La Guaira, le 14 juillet. PHOTO RAULARBORERA. AFP

Par ALICE CAMPAIGNOLLE Correspondante à Caracas

«Dès que je suis sortie des décombres, ma fille dans les bras, j'ai couru jusqu'ici et j'y suis restée.» Depuis la catastrophe, Soe vit dans une tente plantée sur le terrain de golf de Caraballeda, dans la région de La Guaira. Comme elle, plus de 300 personnes ont élu domicile sur la pelouse du club, évitant les abords des immeubles encore debout mais dangereux tant leurs structures ont été affectées. «J'étais paniquée, même quand le sol a arrêté de trembler, les tours bougeaient encore, alors il m'a semblé que c'était le meilleur endroit», explique la trentenaire, assise sur une chaise en plastique. Avec sa tente, donnée par des particuliers, c'est tout ce qu'elle possède maintenant.

RUINES ET CAMPEMENT PRÉCAIRE

Jusqu'au 24 juin, la jeune femme vivait en face, dans un ensemble de logements sociaux. Sa tour s'est effondrée et a englouti avec elle sa mère et son fils de 9 ans. «J'ai passé les premières nuits sous la pluie avec un sac-poubelle comme seule protection», se souvient-elle. Peu à peu, le refuge s'est structuré, les dons de particuliers ont commencé à affluer, des organisations humanitaires se sont installées, ainsi qu'un hôpital

de campagne. Des militaires surveillent maintenant l'entrée.

Les sinistrés partagent ce qui avait été une pelouse verdoyante avec les soldats vénézuéliens envoyés en renfort. Eux aussi font la queue à l'hôpital de campagne. «Ils souffrent des mêmes maux que les civils: diarrhées, affections respiratoires, déshydratation...» explique un médecin. «Et parfois ils nous demandent à manger», glisse-t-il. Les infrastructures sont précaires, un chapiteau fait office de cantine – une file d'une centaine de mètres se forme à l'heure du déjeuner –, des tentes hébergent des espaces d'accueil pour les sinistrés, une petite dizaine de toilettes chimiques ont été installées, ainsi que quelques douches. Des services fournis exclusivement par les organisations humanitaires.

Soe s'est construit un petit chez elle avec d'anciens voisins. Une bâche tendue entre les tentes leur permet d'avoir un peu d'ombre la journée – la chaleur est étouffante – et une caisse en plastique retournée fait office de table. «C'est mieux qu'avant, c'est sûr, mais les moustiques me rendent folle, dit-elle, en montrant ses jambes couvertes de piqûres. A cause de ça et de la poussière, j'ai envoyé ma fille de 7 ans chez une tante, ici c'est irrespirable pour elle.»

A quelques mètres de là, des nuages de terre s'élèvent à chaque passage de camion, et la poussière s'infiltre partout. «C'est impossible de garder l'intérieur de la tente propre», se d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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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e la sinistrée. Mais elle préfère ne pas s'éloigner des ruines de sa tour, où les corps de son fils et de sa mère n'ont pas encore été retrouvés. «Personne ne m'a encore parlé d'un nouvel appartement, donc j'attends, détaille la jeune femme. J'ai entendu que le gouvernement relègeait dans des immeubles de quatorze étages, ajoute-t-elle. C'est hors de question, maintenant je veux vivre dans une construction de plain-pied.»

Le 3 juillet en effet, lors d'un acte officiel, la présidente intérimaire, Delcy Rodriguez, remettait en grande pompe les clefs de 87 appartements à des familles sans abri, dans le quartier militaire de Fuerte Tiana à Caracas, dans des immeubles déjà construits avant le tremblement de terre. Rodriguez a promis 4 000 logements de plus d'ici la fin de l'année, objectif qui semble difficile à atteindre.

A quelques kilomètres à l'ouest du terrain de golf, sur le port de La Guaira, un autre campement provisoire, comme il y en a tant aujourd'hui. Ici, pas de soldats, le refuge est géré par ses habitants depuis le premier jour : 138 personnes s'y sont installées, dont 78 mineurs, en face de leur ensemble résidentiel devenu inhabitable. Malgré les murs démolis, les quatre tours ne se sont pas complètement écroulées, les sinistrés préfèrent donc rester et veiller ainsi sur leurs maigres possessions. «On m'a dit d'aller au refuge du gymnase qui est tout proche, mais j'ai toutes mes affaires là-haut. Déjà que je n'ai plus de maison, je dois en plus

abandonner mes meubles et mon électroménager?» interroge Boris, qui craint les pillages, ou même la démolition. Il s'est donc installé avec sa femme et leurs trois enfants en face de son immeuble, dans la cour de l'école du quartier. Le campement, bien que précaire, a bonne mine.

«NOUS SOMMES LIVRÉS À NOUS-MÊMES»

Les tentes ne prennent plus l'eau depuis qu'elles sont montées sur des palettes, «ça nous a changé la vie, explique Yosmel Alvarado. Avant c'était le chaos à chaque épisode de pluie, on terminait trempé». Le jeune homme, souriant, est professeur de boxe à Caracas et, dès le lendemain du tremblement de terre, ses élèves se sont organisés pour lui apporter l'aide nécessaire. «Un magasin de bricolage nous a donné plusieurs dizaines de palettes, on a aussi acheté des tentes, réunis des vêtements, acquis des médicaments, et j'en passe, décrit Barbara Leopardi, qui depuis plus d'un mois remue ciel et terre pour porter assistance à cette communauté, et à d'autres. J'aide trois groupes de voisins au total. Ce sont des connaissances de connaissances. Je soutiens aussi la fille de l'infirmière du père d'un ami.» La jeune femme collecte de l'argent et fournit aux désormais sans-abri ce dont ils ont besoin. «Ça va d'un réchaud à gaz jusqu'à une pince à épiler», sourit-elle. Débrouille et solidarité permettent aux sinistrés de survivre, ici comme

dans tous les refuges. «Nous n'avons rien reçu des pouvoirs publics, explique Zulli Campos, une jeune femme installée là avec sa famille. Personne n'est venu nous recenser, nous sommes livrés à nous-mêmes. Heureusement qu'il existe des initiatives comme celle de Barbara.»

De source officielle, 24 477 personnes vivent actuellement dans 107 refuges temporaires au Venezuela. Le bilan des séismes mis à jour dimanche s'élève à 6 125 morts et 1 400 disparus. Mais plus le choc de la catastrophe s'éloigne, plus les dons de particuliers baissent. Au centre de collecte de l'Université centrale, l'un des plus importants de la capitale, quarante jours après le tremblement de terre, les dons ont baissé de 70%. Pourtant, aliments et eau potable manquent toujours dans les refuges. Sur le campement de Yosmel et Zulli, une organisation évangélique a installé une citerne d'eau potable, rechargée toutes les semaines. La même église a donné de grandes tentes, de plusieurs mètres carrés, qu'on repère dans toute la région. Il y est possible de se tenir debout et plusieurs matelas peuvent y être installés, un «luxo» pour Zulli Campos qui peut dormir avec son mari, son fils et sa mère, dans une relative intimité. «Je sais que l'on est mieux loti que beaucoup, mais je suis fatiguée, j'en ai assez d'être ici, lâche la jeune femme. Mon fils a sangloté toute la nuit, il ne comprend pas bien ce qu'il se passe, et il a réveillé tout le camp. Je veux avoir un chez moi.»

Entre pouvoir et opposition, un timide début de discussion

Sous la pression des Etats-Unis, Caracas se résout à parler de transition et d'élections. Mais la gestion des séismes a accentué la méfiance de la population envers le pouvoir de gauche, désormais allié à Trump.

Les rencontres entre le gouvernement intérimaire et un secteur de l'opposition pour ébaucher une transition démocratique commencent à peine qu'un scénario alternatif se dessine : la transformation du Venezuela en 51e Etat des Etats-Unis. Donald Trump l'avait évoqué en mai sur Fox News. Samedi, il postait sur Truth Social une carte du pays sous tutelle repeint de la bannière étoilée.

Tandem. En janvier, peu après la capture de Nicolás Maduro, le milliardaire avait publié une fausse fiche Wikipédia du Venezuela où figurait la mention

«Président par intérim : Donald Trump». Et en avril, lors d'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il se disait «si populaire au Venezuela» qu'il était certain d'y être élu, s'il se présentait.

Pour le moment, la cheffe de l'Etat par intérim reste l'ex-vice présidente de Nicolás Maduro, Delcy Rodriguez, un pur produit du chavisme, la doctrine socialiste du défunt président Hugo Chávez. Elle collabore activement avec l'ancien ennemi juré, notamment en confiant à des entreprises des Etats-Unis des secteurs stratégiques comme le pétrole, l'électricité et les mines. L'influence qu'exerce sur elle son frère Jorge Rodriguez, président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est telle qu'on parle souvent de «Los Rodriguez» pour désigner le pouvoir actuel à Caracas.

Pour négocier avec le tandem, les Etats-Unis ont mandaté Dinorah Figueroa, une ancienne députée d'opposition, résidente aux Etats-Unis et inconnue de ses compatriotes. Elle occupe le poste qui revenait de droit à María Corina Machado, la figure de proue de l'antichavisme, que l'autorité électorale avait évincée de la course à la présidentielle de 2025. Mais Donald Trump l'a dit et répété : il ne fait pas confiance à cette femme récompensée du prix Nobel de la paix, qui a par ailleurs noué des liens étroits avec les extrêmes droites d'Europe et d'Amérique latine. Son parti Vente Venezuela («Allier le Venezuela») a déjà annoncé qu'il ne participerait à ce processus jugé illégitime.

Dinorah Figueroa est arrivée dans le pays mercredi, après une visite en juin, la première après huit ans d'exil. On ne sait quel agenda politique est sur la table. Sa mission est d'envisager les conditions de futures élections démocratiques et transparentes, tout le contraire de celles qui avaient prolongé le mandat de Nicolás Maduro en 2025. Mais sans aucune échéance fixée par Washington, qui supervise le dialogue.

Selon le «New York Times», aucune décision importante n'est prise sans en référer à Washington.

Selon le New York Times, Delcy Rodriguez et le secrétaire d'Etat américain, Marco Rubio, échangent régulièrement en espagnol via WhatsApp, et aucune décision importante n'est prise sans en référer à Washington. Comment un régime allié de Moscou et de Téhéran, pourfendeur de l'impérialisme et laudateur du Cuba communiste, peut marcher depuis sept mois mais dans la main avec les Etats-Unis de Donald Trump ?

L'attelage contre-nature fonctionne pourtant, et récolte ses premiers fruits dans la relance de l'économie. La production de pétrole est repartie : 630 000 barils de pétrole quotidiens ont été exportés vers les Etats-Unis en juillet, trois fois plus qu'en décembre. Une aubaine pour Washington qui ne reçoit plus une goutte de brut d'Arabie Saoudite depuis le début de la guerre contre l'Iran. Du sort de Nicolás Maduro et de sa femme Cilia Flores, qui doivent être jugés à New York début 2027 pour narcotrafic, il n'est presque plus question.

Pression. Le pouvoir de Los Rodriguez est cependant de plus en plus contesté en interne, où le sentiment majoritaire de la population est qu'après le double séisme du 24 juin, les autorités ont été peu présentes dans les tâches de sauvetage et auprès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sinistrés. Le bilan mis à jour cette semaine fait état de plus de 6 000 morts.

Par ailleurs, la question des prisonniers politiques n'est pas entièrement réglée, malgré la promesse d'amnistie générale faite en janvier sous la pression américaine. Jeudi, la mort de l'un d'eux a eu une forte répercussion. José Breijo, 71 ans, a été libéré sous contrôle judiciaire en juin. Mais au moment de rentrer chez lui, comme l'y obligeait une décision d'arrêt domiciliaire, il constatait que son appartement avait été attribué à un des policiers qui l'avaient arrêté.

Bien que gravement malade après deux ans et demi de mauvais traitements en prison, il avait dormi plusieurs jours sur son palier, avant de retrouver son bien grâce à la pression médiatique. Il ne sera jamais jugé pour le crime de «terrorisme» qui lui était reproché : il avait tenté de monnayer la photo du siège à Caracas d'un supposé groupe islamiste. Selon l'ONG Foro Penal, à la date du 3 août, il reste dans le pays 382 prisonniers d'opinion. FRANÇOIS-XAVIER GOM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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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ÉSIDENTIELLE

Souviens-toi l'été...

2001, chez Jospin, la der d'un monde

Avant le 11 Septembre ou la percée de l'extrême droite à la présidentielle, l'indolence domine au Parti socialiste, en dépit d'un certain essoufflement de la coalition qu'il dirige et qui forme le gouvernement.

Par LUCIE ALEXANDRE

C'est le dernier été avant la fin d'un monde. Cela fait quatre ans déjà que Lionel Jospin est Premier ministre, depuis la dissolution ratée prononcée par Jacques Chirac en 1997. La gauche plurielle est une majorité composite à cinq pattes. Contrairement à d'autres coalitions législatives, comme le futur Nouveau Front populaire en 2024, il n'y a jamais eu de programme commun. Seulement des accords bilatéraux passés entre un Parti socialiste dominant et ses quatre partenaires que sont les écologistes, les communistes, le Parti radical de gauche et le Mouvement républicain et citoyen (MRC) de Jean-Pierre Chevènement. Moins d'un an plus tard, la vie politique française aura basculé de façon irréversible. Le 21 avril 2002,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 l'histoire de la V$^{e}$ République, le candidat d'extrême droite Jean-Marie Le Pen accède au second tour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Eliminée, la gauche doit raviver certaines convictions et «voter utile» en faveur de la droite afin d'élargir un «barrage républi-

SÉRIE 2/6

Dix mois avant un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le paysage politique est souvent bien différent de celui qui s'offre aux Français le jour du premier tour. Tout le mois d'août, le service politique de Libération replonge dans les archives pour rappeler qu'il faut – souvent – faire attention : la vérité d'un été ne fait pas (forcément) celle du printemps suivant.

cain» pour empêcher les héritiers de Pétain de parvenir aux plus hautes fonctions de l'Etat. Lionel Jospin, mort le 22 mars dernier, s'était alors définitivement retiré des affaires. Un tsunami. «2002, ça a été une vraie rupture, parce que c'est l'année où les sondages et les analystes se sont le plus gravement trompés, on avait l'impression de ne pas avoir bien travaillé», se remémore Daniel Boy, sociologue spécialiste des enquêtes

d'opinion, qui officiait déjà à l'époque au Centre de recherches politiques de Sciences-Po. «Après ça, on s'est dit qu'il faudrait avoir beaucoup plus d'imagination à l'avenir, dans notre façon d'aborder les choses», ajoute-t-il. Du calme été 2001 qui précède la tempête de 2002, il se souvient peu, à l'instar d'autres témoins. Retour sur trois épisodes marquants de l'ultime belle saison de la gauche plurielle au pouvoir. Tels des «personnages reparaissants» typiques de la littérature du XIX$^{e}$ siècle, le lecteur constatera que de (très) nombreux acteurs d'hier sont toujours là de nos jours, à des rôles différents.

6 JUIN «Le Monde» publie une enquête sur le passé trotskiste de Lionel Jospin Ce n'est pas tout à fait une révélation, mais cela produit l'effet d'une petite bombe. Alors que les rumeurs sur le passé trotskiste du Premier ministre allaient bon train depuis le début de son mandat, le journal le Monde revient, le 6 juin 2001, en longueur sur les engagements de jeunesse de Lionel Jospin au sein de

l'Organisation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 (OCI), où il chemina clandestinement pendant presque vingt ans jusqu'aux années 70, sous le pseudonyme de «Michel». Les membres du groupe Lambert dont il faisait partie avaient pour habitude de pratiquer «l'entrisme» chez les socialistes, et d'y gravir les échelons pour infléchir la ligne. Jospin, lui, a adhéré au PS après le congrès d'Epinay en 1971. Et jusqu'en 2001, avait toujours répondu aux allégations sur ses inclinations lambertistes par des dénégations. «Je n'ai jamais été trotskiste, mais la rumeur est née de la confusion avec mon frère Olivier», affirmait-il ainsi lors de la présidentielle de 1995. Après la publication du quotidien, la droite s'empare de l'affaire pour épingler la duplicité du Premier ministre. «Aujourd'hui, les circonstances me conduisent à vous demander si les faits relatés sont exacts, et pour quelles raisons les avez-vous jusqu'ici dissimulés?» attaque le jour même à l'Assemblée le député du Morbihan François Goulard (aujourd'hui trésorier du parti d'Edouard Philippe, Horizons). «En politique, ce qui est important, c'est ce qu'on fait, ce qu'on construit, c'est ce qu'on

assume, pas ce que l'on pense», tente curieusement de déminer Jospin ce jour-là sur Europe 1. A cette époque, les anciens trotskistes sont après tout une espèce courante au PS. C'est le cas d'un certain Jean-Luc Mélenchon, ministre de l'Enseignement professionnel loyal et discipliné, qui revendique d'appartenir au «gouvernement le plus à gauche du monde», et qui défendra Jospin jusqu'au bout. Le locataire de Matignon garde toutefois une lourde rancœur contre un autre ancien trotskiste – mais d'une autre obéissance, celle de la 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 – qu'il tient pour responsable de la révélation : Edwy Plenel, futur fondateur de Mediapart, alors directeur de la rédaction du Monde. Lionel Jospin imagine que c'est Dominique de Villepin qui a rencardé le journaliste. Il faut dire que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Elysée de Jacques Chirac a la réputation de préparer tous les mauvais coups pour abattre les rivaux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Ça n'était pas du tout grave en soi, mais cet épisode a profondément déstabilisé Jospin, analyse aujourd'hui Jean-Christophe Cambadélis, autre socialiste passé par l'OCI. Il avait

Lionel Jospin, le 9 juin 2001, alors Premier ministre, lors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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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semblement du Parti socialiste à La Défense (Hauts-de-Seine). PHOTO JACK GUEZ. AFP

bâti son image publique sur une certaine rigueur morale, et ça lui taillit le costume d'une personnalité capable de mentir.»

10 JUILLET L'écologiste Dominique Voynet quitte le gouvernement

C'est un divorce à l'amiable, sans cris ni vaisselle brisée, et qui se préparait depuis plusieurs mois. Jospin avait prié sa ministre de l'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et de l'Environnement de bien vouloir patienter jusqu'à l'été pour quitter le navire. Dès le 10 juillet, c'est par un sobre communiqué de l'Elysée qu'elle est remplacée par un autre écologiste, Yves Cochet, qui rêvait depuis longtemps du maroquin. «Je ne suis pas partie fâchée, retrace Dominique Voynet. Mais après quatre ans au ministère de l'Environnement – un record –, j'avais un peu perdu l'enthousiasme des débuts, l'ambiance se dégradait au sein de la gauche plurielle, il y avait des lourdeurs, j'avais de plus en plus de mal à obtenir des arbitrages», raconte celle qui est désormais députée du Doubs depuis les législatives post-dissolution de 2024.

Cet été-là, la presse pointe aussi l'intérêt relatif de Jospin pour les questions environnementales. En parallèle, Jacques Chirac joue au lanceur d'alerte sur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flairant une préoccupation de l'opinion.

Le départ de Voynet est un nouveau symptôme de l'essoufflement progressif de la gauche plurielle. L'année précédente, en août 2000, c'est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Jean-Pierre Chevènement, autre tête de gondole de la coalition, qui avait plié bagage, en désaccord avec le processus de Matignon sur l'autonomie de la Corse. Un prétexte qui permet au patron du MRC de prendre du champ pour préparer son aventure présidentielle. «Ce n'était pas vraiment une rupture, puisqu'il quitte la 'dream team' gouvernementale, tout en disant qu'il appartient toujours à la gauche plurielle à l'Assemblée», nuance Thibault Tellier, professeur d'histoire à Sciences-Po Rennes qui doit sortir une biographie de Chevènement dans quelques mois. A l'été 2001, le positionnement «ni de droite ni de gauche» du leader souverainiste séduit par ailleurs un certain Emmanuel Macron. A 24 ans, il se rend

aux universités d'été du MRC en août à Perpignan.

Le futur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ffirmera aussi avoir voté pour Chevènement au premier tour, dans un contexte où pas moins de huit candidats de gauche étaient proposés aux électeurs le 21 avril 2002. Une dispersion que les jospinistes n'ont pas vraiment combattue en amont. «Jospin ne cherche pas à em-

«Je ne suis pas partie fâchée. Mais [...] l'ambiance se dégradait au sein de la gauche plurielle, il y avait des lourdeurs, j'avais de plus en plus de mal à obtenir des arbitrages.»

Dominique Voynet ministre de l'Environnement de 1997 à 2001

pêcher les autres d'être candidats, parce que c'est inhérent à la stratégie voulue par les siens, ils se disent que ça leur fera des réserves de voix pour le second tour», explique Pierre-Emmanuel Guigo,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en histoire à l'université Paris-Est Créteil, coauteur d'un ouvrage sur la gauche plurielle. A cette époque, personne n'imagine en effet que les socialistes puissent louper la marche d'accès au duel final.

14 JUILLET Jacques Chirac attaque la gauche sur la sécurité

Si les médias relatent une montée de la tension entre les deux hommes à l'été 2001, Jospin s'accroche à l'idée d'une «cohabitation constructive», et ne souhaite pas lancer trop vite les hostilités contr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 l'inverse, Jacques Chirac décide que la campagne doit démarrer dès le 14 juillet. Sa traditionnelle intervention télévisée de la fête nationale est l'occasion de pourfendre la politique de la gauche plurielle en matière de sécurité. «L'autorité de l'Etat fait défaut», lâche-t-il sentencieusement. La riposte du Premier ministre, qui aurait semblé naturelle, n'aura pas vraiment lieu. Un fougueux député socialiste de Saône-et-Loire de 38 ans prénommé Arnaud Montebourg tente de monter au créneau contre le chef de l'Etat. Mais ses initiatives agacent Jospin plus qu'elles ne l'inspirent.

Aujourd'hui, les historiens jugent ainsi que la gauche n'a pas su rendre les coups face à ce procès en laxisme, alors que le chef du gouvernement avait fait de la sécurité sa deuxième priorité après l'emploi, lors de sa déclaration de politique générale. Et que le bilan est loin d'être négligeable. Malgré le départ de Chevènement, son successeur, le socialiste Daniel Vaillant, a poursuivi les chantiers engagés, et mis en place la police de sécurité du quotidien, qui déplaisait au président du MRC. «Pendant la campagne, Jospin peine à défendre la politique menée en matière de sécurité, acculé par la droite et une surenchère médiatique. La gauche ne parvient pas à cadrer le débat sur un terrain plus favorable, en élargissant par exemple la notion de sécurité à la stabilité de l'emploi», analyse Léonard Dermarkarian, agrégé d'histoire et auteur d'un mémoire sur le rapport du PS à la sécurité durant la gauche plurielle.

D'un autre côté, comme le prouvent les articles cet été-là, le Front national semble presque absent. Une éclipse trompeuse que l'historienne Elisa Steier explique de deux manières. «A la fin des années 90, on a le mirage d'un FN finissant, à cause de la scission et de l'exclusion de Bruno Mégrét fin 1998, et du mauvais score de Jean-Marie Le Pen aux européennes de 1999 (5,7%), alors qu'en fait il s'agit d'un simple accident de parcours au milieu de résultats électoraux en progression constante», souligne l'autrice d'un ouvrage sur la gauche plurielle. On comment une focale temporelle trop resserrée peut facilement rendre myopes les observateurs. ➡

carnet

DÉCÈS

Paris (75) Jean-Louis et Florence BACHELLIER, son frère et sa belle-soeur, Marie-Hélène FROMONT-BACHELLIER, sa soeur, Julien, Simon, Antonin et Ferdinand, ses neveux,

ont la tristesse de vous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Evelyne BACHELLIER dite "ADÉ"

le vendredi 21 juillet 2026, à l'âge de 76 ans.

Une cérémonie a eu lieu dans l'intimité le lundi 27 juille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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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ENVIRONNEMENT

Près de Marcheprime, le 26 juillet, lors du mégafeu qui a touché la Gironde. PHOTO ASTRID LAGOUGINE HANS LUCAS

INCENDIES ET CO₂

Une année à plein gaz

Le mégafeu de Gironde, entre autres, pèse sur le bilan carbone de la France. De janvier à début août, près de 4 millions de tonnes de dioxyde de carbone ont été émises par les brasiers, bien plus qu'en 2022 et 2003 durant la même période.

Par ELÉONORE DISDERO

Depuis le début de l'été, les feux ont embrasé de nombreux endroits en France, avec des conséquences dramatiques pour les habitants, les forêts et la faune des régions touchées. Aggravé par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et la sécheresse record que traverse actuellement le pays, le mégafeu de Gironde, tout comme les brasiers qui ont dévoré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les Landes, le Var, la Drôme, les Pyrénées-Orientales, Fontainebleau et même le Cap Fréhel (Côtes-d'Armor), ont aussi une incidence sur le climat. De fait, les incendies de 2026 ont d'ores et déjà relargué quantité de gaz à effet de serre, surpassant, pour la même période, les saisons de feux déjà historiques de 2022 et 2003.

A la date du 3 août, le Service européen de surveillance de l'atmosphère de Copernicus «indique une estimation de 3,9 millions de tonnes de CO₂ (MtCO₂) émises en France», précise Mark Parrington, spécialiste des données relatives aux incendies au sein de ce programme de référence d'observation de la Terre. En 2022, à la même période, les brasiers avaient émis 3,23 MtCO₂ et 2,82 MtCO₂ en 2003.

Ainsi, depuis ce début août, «l'année 2026 présente les émissions estimées liées aux feux les plus élevées pour la France au cours des 24 années couvertes par notre ensemble de données», p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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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t l'expert. Toutefois, sur douze mois, 2022 et 2003 ont, en toute logique, enregistré des totaux plus élevés. La comparaison définitive ne pourra donc se faire qu'à la fin de l'année.

Le calcul des émissions liées aux feux se fonde sur un produit en croix, à partir de l'estimation des superficies parties en fumée. «D'abord, on détecte les hotspots par satellite, c'est-à-dire les anomalies thermiques liées à la chaleur des flammes. A partir de leur localisation, on évalue ensuite combien de biomasse [c'est-à-dire la matière vivante végétale, ndlr] a été brûlée. De ça, on tire les émissions carbone approximatives», décode Lilian Vallet, chercheur postdoctoral en écologie du feu à l'Université du Colorado.

UN GRAND NOMBRE DE POLLUANTS

C'est sur cette arithmétique que s'appuie le Système mondial d'assimilation des incendies de Copernicus. Mais des versions de cet outil irriguent deux plateformes européennes de suivi distinctes : la toute récente Fire Emissions Watch (sur laquelle Mark Parrington s'appuie), et l'Effis, le Système européen d'information sur les feux de forêt, aboutissant à des chiffres légèrement différents. «Les deux versions sont fiables, mais comportent des incertitudes, notamment liées à l'observabilité des feux et aux limites de détection des satellites», assure Mark Parrington. De plus, Fire Emissions Watch ne mentionne que le carbone émis par les incendies dans le monde ainsi que la trajectoire des panaches de fumée, tandis que l'Effis, qui se concentre sur l'Europe, informe plus largement sur les substances rejetées.

De fait, outre les gaz à effet de serre (CO₂, méthane, protoxyde d'azote), la combustion de la végétation émet un grand nombre de polluants, «notamment des gaz (comme le monoxyde de carbone, les oxydes d'azote, les composés organiques volatils tels que le formaldéhyde et le benzène), dont beaucoup ont des effets néfastes sur la santé humaine, ainsi que des particules (carbone noir, carbone organique)», détaille Mark Parrington. Par exemple, le carbone noir est un composé lourd à la durée de vie courte mais au fort pouvoir réchauffant, pouvant même modifier l'albedo des zones glaciaires (c'est-à-dire leur capacité réfléchissante), et participer à leur fonte, pointe Lilian Vallet. Si bon nombre de ces polluants sont directement émis par les feux de forêt, d'autres sont formés chimiquement dans le panache de fumée, tels que l'ozone. Malgré toutes ces connaissances, le bilan carbone des incendies est proba-

BIENTÔT UNE TAXE POUR LES INDUSTRIELS DU TABAC ?

«Big Tobacco» bientôt mis à contribution pour abonder un fonds de reboisement post-incendies et de financement des forces de sécurité civile ? Yannick Neuder, député LR de l'Isère et ex-ministre de la Santé, a déposé une proposition de loi visant à prélever une contribution sur le chiffre d'affaires des industriels du tabac, afin que «ceux qui produisent ces mégots par milliards prennent enfin leur part». De fait, 9 feux sur 10 sont d'origine humaine, souvent liés à des mégots mal éteints ; et 17% des fumeurs reconnaissent en lancer par la fenêtre de leur véhicule. Entre 1998 et 2021, en zone méditerranéenne, 39 feux en moyenne par an étaient liés à cette pratique, dont 15 ont dépassé 100 hectares. Le Comité national contre le tabagisme soutient le texte, y voyant «une application enfin cohérente du principe pollueur-payeur, trop longtemps ignoré s'agissant du tabac».

«Un hectare de garrigue qui brûle dans le Sud est sans commune mesure avec un hectare de forêt ancienne dans le Jura.»

Lilian Vallet chercheur en écologie du feu

blement sous-estimé. Auteur d'une étude sur le sujet publiée en 2025 dans la revue Biogeosciences, Lilian Vallet théorise que la combustion lente du sol dans les forêts tempérées est un facteur négligé. Dans le pire des cas, cela donne des feux zombies, ces brasiers enterrés qui grignotent la matière organique et qui peuvent ressurgir à la surface des mois plus tard. «Le sol est largement plus riche en carbone que la végétation en surface, comme dans le Sud-Ouest où il y a de grandes zones de lignite [une roche sédimentaire proche du charbon]. Ailleurs en France, les tourbières, notamment lorsqu'elles sont asséchées, peuvent facilement brûler et libérer une quantité folle de carbone dans l'atmosphère», soutient le spécialiste. Actuellement, les fumerolles parsèment encore les forêts des Landes et de Gironde, de Fontainebleau et dans le Var, où les pompiers sont à pied d'œuvre pour noyer définitivement les brasiers. Résultat, en 2022, les estimations officielles ont tablé sur des émissions annuelles liées aux incendies de 4,2 millions de tonnes d'équivalent CO₂ en France. Lilian Vallet et son équipe, eux, suggèrent plutôt un résultat à hauteur de 8 millions de tonnes d'équivalent CO₂. Avec ces nouvelles données, les feux auraient ainsi contribué à 2% des émissions françaises de gaz à effet de serre cette année-là, tout en réduisant de 30% le pouvoir absorbant du puits de carbone forestier, en déclin constant. De fait, une partie des arbres qui absorbent les émissions liées aux activités humaines a été détruite. Sans compter les disparités régionales et la nature des végétaux réduits en cendres, également peu prises en compte. «Pour calculer les émissions d'un feu, on s'arrête à la surface brûlée, mais ça ne veut pas dire grand-chose. Un hectare de garrigue qui brûle dans le Sud est sans commune mesure avec un hectare de forêt ancienne dans le Jura, ajoute le chercheur. Il faut regarder le temps long, la résilience de la zone

et surtout la quantité de biomasse réellement stockée dans les espaces brûlés. Par exemple, un hectare de forêt dans le Nord peut facilement atteindre plus de 200 tonnes de biomasse par hectare, mais dépasse rarement 50 tonnes pour une forêt de pins.»

En effet, les mesures sont réalisées à grande échelle, sans mesure fine de la biomasse réellement présente. «Les modèles globaux utilisés pour les estimations font des carrés de 9 kilomètres de côté, dans lesquels on estime qu'il y a une forêt ou une garrigue par exemple, ce qui simplifie énormément la végétation», décrypte Lilian Vallet. D'autres outils, utilisés par le chercheur, ont une lecture beaucoup plus fine et permettent d'affirmer qu'il y a souvent plus de biomasse qu'estimé, donc plus de carbone émis lorsqu'il y a un incendie. De même, le feu fait partie du cycle naturel des forêts du Sud-Est, tandis que, plus au nord, les espèces n'ont aucune adaptation aux incendies dont les conséquences écologiques se mesurent sur quarante ou cinquante ans. Et se répercutent sur l'efficacité des puits de carbone. En prenant en compte tout cela, «on pourra au moins multiplier les chiffres officiels par 1,5» en 2026, estime le chercheur.

«UN RÔLE NON NÉGLIGEABLE»

Malgré tout, les émissions liées aux incendies en France «restent marginales par rapport à celles d'origine humaine», recadre Pierre Friedlingstein, spécialiste du cycle du carbone à l'Université d'Exeter, au Royaume-Uni, et directeur de recherche au Laboratoire de météorologie dynamique. Même en rajoutant les gaz à effet de serre dégagés lors de la combustion du sol, «cela ne change pas la face d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comparé à ce que les Français émettent chaque année en brûlant des combustibles fossiles, de l'ordre de 300 à 400 millions de tonnes de CO₂».

Ailleurs dans le monde, comme en Amérique du Nord, la facture climatique est bien plus lourde. «En 2023, les mégafeux qui ont ravagé l'Est canadien ont émis 1 700 millions de tonnes de CO₂, soit trois fois plus que ce que les Canadiens rejettent annuellement par leurs propres activités. Là, les feux commencent à avoir un rôle non négligeable», expose Pierre Friedlingstein. De plus, les forêts finissent par repousser et par absorber à nouveau du carbone, même si cela prend des décennies. «Le problème des feux en France a d'autres conséquences plus immédiates, comme l'impact sur la biodiversité et les personnes déplacées», nuance-t-il. Toutefois, il existe un «bug» dans la prise en compte des émissions liées aux feux, malgré les accords internationaux pour le climat et le décompte des gaz à effet de serre par pays. «Le système actuel est biaisé : les bilans officiels prennent en compte les forêts lorsqu'elles agissent comme un puits naturel et absorbent le carbone. Par contre, s'il y a un feu dans ces espaces boisés, ce ne sera pas compté comme une émission, parce que les Etats considèrent cela comme un évènement naturel», même si les feux sont plus intenses et plus fréquents à cause de la main de l'homme, remarque Pierre Friedlingstein. De quoi compromettre l'objectif mondial de «zéro émission nette» et la stabilisation réelle du climat à long terme.

EN KIOSQUE TOUT L'ÉTÉ

HÔNE-SERIE PO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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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Procédures judiciaires

«Des explications permettent d'éviter que naisse un désir de vengeance»

«Libération» a réuni Stéphanie Bonhomme, la mère d'Elias, jeune garçon de 14 ans, tué en janvier 2025 à la sortie de son entraînement de football, et la sénatrice LR Marie-Claire Carrère-Gée. Ensemble, elles portent des propositions pour améliorer l'information des victimes.

Recueilli par

GURVAN

KRISTANADJAJA

Photo

CHRISTOPHE MAOUT

En juin, Stéphanie Bonhomme a adressé un long mail à Libération. Cette femme est la mère d'Elias. En janvier 2025, l'adolescent de 14 ans est agressé à la machette à la sortie de son entraînement de football à Paris par deux jeunes hommes du quartier, alors âgés de 16 et 17 ans, et qui ont récemment été renvoyés aux assises des mineurs pour «crime d'extorsion avec violence ayant entraîné la mort». Gravement touché, Elias décédera de ses blessures le lendemain, suscitant un vif émoi dans le pays. Dans son mail, Stéphanie Bonhomme regrettait que notre journal n'ait donné la parole à sa famille plus tôt.

Elle fut bien sollicitée par les médias de droite (CNews, Europe 1, le Point entre autres) mais jamais par ceux de gauche, dit-elle, ce qui traduirait une certaine frilosité quant au traitement des questions

d'insécurité ou de délinquance. Un avis que nous ne partageons pas. Un mois plus tard, nous lui avons proposé le principe d'une interview croisée avec la sénatrice LR de Paris Marie-Claire Carrère-Gée. Toutes deux défendent deux propositions de loi, l'une «organique» portant sur le statut des magistrats, et l'autre «ordinaire» concerne le droit à l'information des victimes. Un combat inspiré du parcours judiciaire qu'ont connu les proches d'Elias.

Comment vous êtes-vous rencontrées et comment cela a-t-il conduit aux propositions de loi que vous portez aujourd'hui? Stéphanie Bonhomme: Elias était mon troisième enfant. Il a été agressé le 24 janvier et est décédé le lendemain à l'hôpital Necker, après avoir reçu un coup de machette au thorax qui a perforé son aorte. Dans les jours qui ont suivi, nous avons été assaillis de sollicitations médiatiques. Pendant plus d'un mois, nous avons vécu en famille, presque en vase clos, sans regarder la télévision. La première fois que nous l'avons rallumée, un

mercredi, j'ai vu Marie-Claire Carrère-Gée prendre la parole sur LCP et interpeller le garde des Sceaux après la mort d'Elias. Je ne la connaissais pas, je ne savais même pas de quel bord politique elle était. Mais son intervention nous a bouleversés par sa décence. J'ai retrouvé son adresse au Sénat et je lui ai écrit au nom de notre famille pour la remercier.

Ensuite, j'ai commencé à chercher à comprendre pourquoi notre enfant était mort, pourquoi il avait rencontré ces deux jeunes multirécidivistes. Nous avons pris connaissance du rapport de l'inspection générale de la justice et essayé de rencontrer des magistrats. Nous voulions comprendre comment des jeunes aussi connus de la justice avaient pu se retrouver ensemble et libres ce soir-là.

Mais nous n'avons pas pu avoir le dialogue que nous souhaitions avec les juges des enfants qui les avaient suivis. Marie-Claire Carrère-Gée et Gérard Larcher [président du Sénat, ndlr] ont suivi notre parcours et les portes qui se fermaient devant nous. J'en suis arri-

vée à cette conclusion: il faut changer la loi pour que les victimes puissent poser des questions et obtenir des réponses.

Marie-Claire Carrère-Gée: Comme beaucoup de Français, j'ai été bouleversée par le meurtre d'Elias et par ses circonstances.

Mais ce que vit Stéphanie Bonhomme, d'autres victimes le vivent aussi, à des degrés différents. Elles n'ont pas nécessairement envie de remettre en cause la justice ou de manifester de la défiance envers les juges. Elles ont besoin de comprendre. Etre victime ne vous t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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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 pas subitement en spécialiste du droit pénal. On parle de «victimisation secondaire» lorsque les victimes subissent une nouvelle souffrance du fait de leur parcours institutionnel. Je n'en veux pas aux magistrats ni individuellement ni collectivement. Mais je pense que

la justice doit profondément évoluer dans sa manière de considérer les victimes, de les informer et de leur permettre de comprendre les procédures et les décisions. Quelles informations vous ont manqué après l'agression de votre fils?

SB: Nous avons aujourd'hui la chronologie du parcours judiciaire des deux jeunes mis en cause, notamment grâce au rapport de l'inspection générale de la justice. Nous savons qu'ils avaient fait l'objet à plusieurs reprises d'interdictions d'entrer en contact.

Or, ils habitaient, selon les informations dont nous disposons, dans la même résidence, à quelques mètres l'un de l'autre. Notre question est extrêmement simple: lorsqu'une interdiction d'entrer en contact a été prononcée, leurs adresses ont-elles été vérifiées? Nous voulons pouvoir demander aux juges des enfants qui ont pris ces décisions comment elles ont été mises en œuvre. Peut-être existe-t-il une explication? Nous avons besoin de l'entendre. Ce que nous demandons, ce n'est pas de sanctionner des juges ni de remettre en cause leurs décisions a posteriori. Nous voulons comprendre la chaîne des décisions qui ont précédé la mort de notre enfant.

En quoi ce manque d'explications pèse-t-il sur votre deuil?

SB: Il ne s'agit pas seulement de moi ou du père d'Elias. Il a des frères, des sœurs, des cousins. Toute une famille a besoin de comprendre pourquoi il est mort. Je suis médecin. Dans le monde médical, lorsqu'un patient meurt, les équipes prennent le temps d'expliquer à la famille ce qui s'est passé. Après la mort d'Elias, les pompiers et les équipes médicales et chirurgicales qui l'ont pris en charge nous ont reçus. Ils ont répondu à nos questions. Certains de mes enfants ont même appelé directement les réanimateurs parce qu'ils avaient besoin de comprendre pourquoi, à un moment donné, le cœur de leur frère battait encore et pourquoi, malgré cela, il était mort. On leur a expliqué. Et j'ai vu leur colère diminuer lorsqu'ils ont compris.

On s'été judiciaire, mes enfants ont lu le rapport, connaissent le parcours des auteurs présumés et se posent des questions. L'absence de réponse nourrit l'amertume et la colère. Donner des explications permet aussi d'éviter que naisse un désir de vengeance. Nous ne voulons précisément pas cela. Nous voulons pouvoir raconter à nos enfants une histoire qui soit la plus proche possible de la vérité.

Comment traduisez-vous cette demande sur le plan législatif?

MCCG: Je pense que le service public de la justice et la conception du métier de magistrat doivent faire une sorte de révolution culturelle. La loi n'est pas le seul instrument pour la provoquer mais elle peut y contribuer. Une première proposition de loi vise à inscrire, parmi les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u métier de magistrat, le respect dû aux victimes et à leurs droits, notamment leur droit à l'information et à la compréhension des procédures et décisions de justice. Cela peut sembler évident mais il est important de l'écrire. Être magistrat, ce n'est pas seulement une affaire de droit mais de personnes : de femmes, d'hommes, d'enfants. L'objectif n'est pas de manifester une quel-

«Être magistrat, ce n'est pas seulement une affaire de droit mais de personnes : de femmes, d'hommes, d'enfants.»

Marie-Claire Carrère-Gée sénatrice LR

conque défiance envers les juges. Il est de faire en sorte que l'information des victimes soit considérée comme faisant pleinement partie du métier et non comme une perturbation supplémentaire dans un emploi du temps déjà chargé. Une seconde proposition vise à consacrer un droit à l'information et à la compréhension des décisions de justice y compris lorsque les décisions concernent le parcours antérieur de l'auteur d'une infraction. Ce droit doit évidemment s'exercer dans le respect de l'indépendance de la justice, du secret du délibéré et des autres principes fondamentaux.

Nous proposons également la création d'un médiateur de la justice et voulons renforcer la place des usagers dans le fonctionnement des juridictions. Il ne s'agit pas d'opposer le droit des victimes aux principes de l'état de droit. Ces principes sont essentiels. Mais ils ne doivent pas devenir un mur empêchant toute explication.

Que répondez-vous aux magistrats qui pourraient voir dans ces propositions une mise en cause de leur travail voire un moyen de pression ou une mesure populiste?

SB: Nous ne demandons pas grand-chose. Dans notre cas, la tenue d'une réunion peu après l'agression: une table, des chaises, notre famille, les juges des enfants concernés et les responsables de la juridiction. Une discussion de deux heures, peut-être. Comme médecin et chirurgienne, j'ai appris que prendre le temps d'expliquer faisant partie de mon métier. Même lorsqu'on est débordé, lorsque l'état d'un patient s'aggrave, on parle à sa famille. On ne peut plus simplement répondre: «Je n'ai pas le temps, je n'ai pas les moyens.» Ce que nous demandons à la justice relève aussi, à mes yeux, d'une forme de modernisation. Je ne veux pas rencontrer quelqu'un qui ne connaît pas le dossier et qui viendrait simplement me répéter des informations administratives. J'ai besoin d'un dialogue avec ceux qui peuvent expliquer les décisions prises. Encore une fois, je ne demande pas leur annulation. Je demande de comprendre.

MCCG: L'inspection générale de la justice elle-même recommande de favoriser les pratiques permettant aux victimes d'accéder à l'autorité judiciaire pour comprendre le sens des décisions prises dans le respect des procédures et grands principes. Nous ne sommes pas dans une démarche hostile à la magistrature.

Comment avez-vous vécu la dimension politique et médiatique prise par la mort d'Elias?

SB: Ce qui m'a frappée, c'est que j'ai eu le sentiment que certains médias et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ne voulaient pas entendre notre parole. Elias n'était ni de droite ni de gauche. Les victimes ne sont ni de droite ni de gauche. Je me suis demandé pourquoi notre démarche semblait davantage entendue au centre et à droite qu'à gauche. Seul François Hollande m'a reçue et cela a compté, notamment parce qu'il m'a dit que notre démarche était légitime. Mais je me suis interrogée: y aurait-il de «bonnes» et de «mauvaises» victimes?

Je viens d'une famille socialiste, dans laquelle on lit Libération depuis très longtemps. Je me suis demandé pourquoi une partie de la gauche semblait avoir tant de difficultés à parler de ces sujets. Défendre la réinsertion et l'éducation des jeunes délinquants est évidemment nécessaire. Mais cela doit-il empêcher de s'interroger sur les sanctions ou sur la protection des victimes?

MCCG: L'éducation et la réinsertion sont indispensables. Personne ne le conteste. Mais la sanction, lorsqu'elle est juste et proportionnée, fait aussi partie de l'éducation. Ce qui pose question dans le parcours décrit par le rapport d'inspection, c'est notamment l'effectivité des mesures qui avaient été décidées. Le meilleur moyen d'éviter les récupérations politiques, c'est de traiter ces sujets. Si chacun fait son travail (l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les médias mais aussi le service public de la justice), alors on réduit l'espace laissé aux instrumentalisations.

Qu'a changé votre rencontre pour chacune de vous?

SB: Ma vie est devenue extrêmement difficile. Mon métier de médecin continue évidemment à donner du sens à ma vie: soigner est ce pour quoi je me suis battue et ce que je continuerai à faire. Mais Marie-Claire entend ce que je dis, le comprend et le porte politiquement. Elle arrive même parfois à me faire rire. Dans ce malheur et dans ce combat, rencontrer quelqu'un qui vous permet de continuer à croire que vous ayez peut-être réussir à pousser une porte supplémentaire est extrêmement précieux.

MCCG: J'ai été profondément bouleversée par ce qu'a vécu Stéphanie Bonhomme. Si je n'ai jamais lâché ce sujet, c'est aussi grâce à elle. Elle force l'admiration parce qu'elle passe sa vie professionnelle à soigner les autres et qu'aujourd'hui encore, dans une épreuve inimaginable, elle agit aussi pour les autres. Ce qu'elle porte dépasse sa propre famille.

Il s'agit de faire évoluer la justice pour que l'humanité, l'écoute et la bienveillance envers les victimes ne dépendent pas seulement de la bonne volonté individuelle mais soient pleinement considérées comme faisant partie du fonctionnement du service public de la just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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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O

Libé.fr

Crise à la Fifa: l'UEFA «maintient» son boycott des Coupes du monde

Dans un communiqué publié jeudi, l'instance européenne a persisté dans ses critiques de Gianni Infantino, le président controversé de la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qui paye là sa tentative de commercialisation d'une partie de la Coupe du monde. Un article à lire sur Libé.fr PHOTO REUTERS

Après une frappe de missile russe dans la région de Kyiv, mercredi. PHOTO ANATOLII STEPANOV REUTERS

Moscou et Kyiv se rendent coup pour coup dans la bataille des entrepôts

L'armée russe a bombardé massivement les centres logistiques de plusieurs grandes entreprises ukrainiennes, mercredi. Chaque camp est déterminé à désorganiser l'activité économique et les flux de matériel de l'ennemi.

Par STÉPHANE SIOHAN Correspondant à Kyiv

Dans la capitale ukrainienne, les bombardements se suivent et ne se ressemblent pas. Mercredi, c'est une salve nocturne d'une intensité rare, 28 missiles balistiques de

type Iskander et Zircon en l'espace de vingt minutes, qui s'est abattue sur l'agglomération de Kyiv, sans rencontrer dans les airs le moindre intercepteur Patriot. Et pour cause, il n'y en a plus dans les caisses.

Résultat, 28 impacts directs. Sur le quai de la gare de Kvitneva, près de Brovary, à 25 kilomètres du centre de Kyiv, des passagers attendaient un train en retard. Un missile a fauché l'attroupement et tué huit voyageurs. Ailleurs, dans le très tertiaire district de Brovary, ou encore près de Boutcha et Fastiv, au moins sept sites d'infrastructures civiles ont été endommagés ou détruits, plusieurs entrepôts ainsi que des centres logistiques de grande enseigne. Au

total, 17 civils ukrainiens ont été tués.

Les incendies maîtrisés, le bilan matériel résonne étrangement comme une liste de courses. Presque tous les acteurs essentiels de

la consommation à Kyiv ont été frappés. «Aujourd'hui, j'au-

rais dû publier un message pour célébrer les 21 ans de notre enseigne, remercier nos clients, partenaires et équipes, mais au lieu de cela, j'ai vu l'œuvre de ma vie partir en fumée», a écrit Iryna Chechotkina, fondatrice de Rozetka, le leader de l'e-commerce ukrainien, dont le complexe logistique principal de Brovary, qui traite plus de 100 000 commandes par jour, a été détruit par trois missiles. Un grand centre de

tri automatisé de la poste privée Nova Poshta a été anéanti. Un entrepôt logistique du groupe alimentaire Fuzzy, qui alimente la grande chaîne de supermarchés Silpo, a été touché. Les stocks de marques étrangères comme Bosch ou Puma sont intégralement perdus.

«Terreur». Deux centres logistiques d'Epicentr K, le leader du bricolage et de l'équipement de maison, une institution nationale, ont été frappés, ainsi qu'une usine de carreaux en céramique de 83000 m². «L'ennemi attaque tout sans distinction, les entrepôts de commerce de détail, les dépôts alimentaires, les plateformes logistiques, les entreprises et entrepôts de matériaux de construction», peste Serhiy Beskrestnov,

connu sous le nom de «Flash», spécialiste des drones et de la guerre électronique. Cet ancien membre de l'équipe du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limogé Mykhailo Fedorov a rejoint le cabinet de Volodymyr Zelensky. Le président ukrainien a passé une partie de la journée au téléphone, mercredi, à réclamer à ses partenaires occidentaux «les intercepteurs [Patriot] de missiles balistiques qui auraient pu sauver la vie de ceux qui ont été tués aujourd'hui».

Ce n'est pas la première fois que des entrepôts ukrainiens sont visés. Mais cette frappe coordonnée intervient après que l'armée de Kyiv a mis hors service ces derniers jours 16 des 26 hubs logistiques du géant russe du commerce en ligne Wildberries,

affectant 62% de sa capacité de flux. Les deux belligérants avancent l'argument du «double usage» pour justifier des frappes sur des infrastructures civiles, estimant que les sites visés contribuent à l'effort militaire de l'ennemi par le stockage et la distribution de produits utiles à l'armée adverse, notamment des composants de drones et des moyens de guerre électronique. «Ce n'est pas nous qui avons commencé à détruire des entrepôts, si les Russes poursuivent leur campagne de terreur, nous trouverons les moyens de répondre», avertit Serhiy Beskrestnov.

Réserves. «En Ukraine, le commerce de détail est davantage dispersé sur le territoire et réparti entre de nombreux entrepôts, alors qu'en Russie prédominent d'immenses plateformes logistiques, poursuit le conseiller ukrainien. Les entreprises ukrainiennes réagissent très vite à l'évolution de la situation, c'est pourquoi elles redistribuent leurs marchandises vers des entrepôts plus petit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des usagers ukrainiens ont annoncé opter désormais pour le paiement à la réception des marchandises commandées (plutôt qu'un prépaiement en ligne) en raison de l'incertitude sur les livraisons.

Pour Sergey Fursa, banquier d'affaires et directeur adjoint du fonds d'investissement Dragon Capital, cette bataille des entrepôts est au cœur d'une confrontation économique fondamentale, dans laquelle l'Ukraine est, selon lui, mieux outillée qu'on ne le pense. «Poutine est capable de détruire un entrepôt ou une usine, mais, il n'est pas capable de saper la stabilité macrofinancière de l'Ukraine, car nous bénéficions d'un soutien international constant», estime l'analyste financier. Or selon lui, chaque coup porté à Moscou épuise les réserves du Kremlin. «La Russie ne peut plus entretenir une bonne politique économique et doit faire marcher la planche à billets, dit-il. L'objectif, ce n'est pas tant de mettre le feu à des entrepôts, c'est l'atteinte à l'indépendance de la Banque centrale et la destruction de la stabilité macrofinancière ru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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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É FR

Interdiction de X: Elon Musk répond à Marine Tondelier

Après que la secrétaire nationale des Ecologistes a demandé dans Libération l'interdiction du réseau social à la suite des ingérences étrangères visant des candidats français à la présidentielle, le milliardaire l'a accusée jeudi, sur X, de trahison envers la France. A lire sur notre site. PHOTOE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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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ean-Luc Mélenchon qui l'a mis en cause, mardi, pour son manque d'ancrage local, Gabriel Attal a sorti sa carte de conseiller municipal. Effectivement élu depuis 2014 à Vanves (Hauts-de-Seine), le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n'est cependant pas des plus assidus aux conseils municipaux. Selon les calculs de CheckNews, à partir des comptes-rendus publiés par la mairie à partir de 2020, il a assisté à 18 conseils municipaux sur les 35 qui se sont tenus depuis. Et était donc présent, en moyenne, à un conseil sur deux ces six dernières années. Sur ces 18 séances, le macroniste est intervenu lors de 7 d'entre elles, mais jamais en rapport avec sa délégation («Relations institutionnelles et jumelages»). Ses prises de parole, lorsqu'il était ministre, avaient le plus souvent pour objectif de vanter les mesures (et leur déclinaison locale) prises par le gouvernement. Ses absences au conseil municipal sont-elles dues à ses différentes fonctions, forcément chronophages, dans les ministère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 Paradoxalement, non. Car c'est surtout depuis qu'il n'est plus ministre ou Premier ministre que son assiduité à Vanves est au plus bas. Depuis septembre 2024 et son départ de Matignon, Attal n'a assisté qu'à 2 conseils sur les 9 qui se sont tenus, soit un taux de présence de 22 % seulement.

LUC PEILLON

A lire en intégralité sur Libération.fr

En Argentine, Milei cède sur un projet de loi majeur face à la colère populaire

C'est sans doute la recul de la plus importante depuis que le président libertarien est au pouvoir : mercredi, Javier Milei a supprimé du projet de loi baptisé «inviolabilité de la propriété privée» le chapitre qui devait permettre l'achat de terres rurales, sans limites, par des non-Argentins. Une décision prise dans la panique, à la veille de l'examen du texte par le Sénat, et après l'annonce par plusieurs élus du camp présidentiel qu'ils s'y opposeraient.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la contestation du projet de loi a dominé le débat public. «L'Argentine n'est pas à vendre», «Nos rivières, nos lacs et nos montagnes ne seront pas bradés», «Les Malouines sont argentines, et le reste de nos terres aussi». Ces slogans, peints sur des draps accrochés en bordure d'autoroutes, brandis dans les stades par les supporteurs ou encore graffés sur les murs de la capitale, Buenos Aires, se sont multipliés. Témoignages de l'opposition croissante et transversale d'une partie de la population aux intentions de Javier Milei, visant à poursuivre le processus de démantèlement de l'Etat argentin

commencé en 2023. La rue et les médias d'opposition se sont référés au texte par le néologisme d'«étrangérisation». Il prévoyait de rendre plus simple l'achat par des personnes ou entreprises étrangères, d'étendues immenses de terres cultivables, au sous-sol riche en eau ou en ressources minières, ainsi que les parcelles stratégiques bordant les frontières. «Ce terme, 'étrangérisation', ne concerne en rien les personnes qui viennent s'installer dans notre pays pour y vivre et y travailler, et que protège notre Constitution, précise Matías Oberlin, historien chercheur au Conicet (équivalent du CNRS) et membre de l'Observatoire des terres. C'est le processus par lequel de grands capitaux, corporations, fonds d'investissement ou magnats achètent de vastes portions du territoire et les administrent depuis l'étranger.» Ce phénomène historique s'est aggravé dans les années 90, sous la présidence ultralibérale de Carlos Menem, et après la crise de 2001.

Face à la situation, un large consensus national est né pour freiner l'«étrangérisation» de l'Argentine : en 2011, la «loi des terres» avait été approuvée au Sénat à l'unanimité moins une seule voix. Elle limite à 15 % la portion de territoire national qui peut être possédée par des non-Argentins, un chiffre qui se répète aux niveaux provincial et municipal, et ne leur permet pas d'acheter de terres stratégiques : celles jouxtant une frontière, ou recélant des ressources majeures en eau douce. Javier Milei souhaite faire abroger ce texte depuis le début de son mandat pour, selon lui, attirer des investissements. Il a d'abord essayé de le faire par un décret présidentiel (finalement bloqué par la justice), puis a tenté de présenter son projet de loi en pleine Coupe du monde, pensant sans doute que la manœuvre passerait inaperçue au milieu de la ferveur footballistique. C'est l'inverse qui s'est produit, grâce au geste anti-impérialiste de la sélection albiceleste, après sa victoire en demi-finale contre l'Angle-

terre : en déployant une banderole revendiquant l'appartenance des îles Malouines à l'Argentine, elle a réveillé une fibre patriotique qui semblait endormie par le discours anti-Etat du président. «Le symbole est fort et subversif, il a permis d'installer la ques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comme une cause nationale. Oui, les Malouines sont argentines, tout comme le sont nos montagnes, nos rivières et notre terre, expose Matías Oberlin. Dans ce contexte, Milei est apparu comme l'agent d'un nouveau genre de colonisation.» Jusqu'à présent, l'homme à la tronçonneuse n'avait rencontré que peu de résistance à ses réformes drastiques. Et les quelques grandes manifestations à son encontre, pour soutenir l'université publique notamment, n'ont constitué qu'une minuscule pierre sur son chemin de dérégulation totale. Jeudi, la manifestation prévue devant le Congrès a été maintenue pour demander le retrait total du projet de loi, qui inclut, par exemple, des expulsions locatives accélérées. MATHILDE GUILLAUME (à Buenos Aires) A lire en intégralité sur Libération.fr

Le «Paris Henge», ce coucher de soleil qui attire les touristes aux Champs-Elysées

Deux fois par an, le soleil couchant s'aligne presque parfaitement avec l'axe historique de Paris, jusqu'à venir se glisser entièrement sous l'arche de l'Arc de triomphe. Ce phénomène, baptisé «Paris Henge» par analogie avec le Manhattanhenge, même effet avec les rues rectilignes du quartier new-yorkais, met en valeur la perspective entre le Louvre, les Champs-Elysées et l'Arc de triomphe. Les images d'un disque orange embrasant le monument ont envahi les réseaux sociaux ces derniers jours, rameutant de nombreux curieux.

MARGOT JEANDIDIER Un reportage à lire en intégralité sur Libération.fr

Disparition Tristan n'était pas que l'auteur de «Bonne, bonne humeur ce matin»

Sous ce prénom, Tristan, il y avait un pseudonyme, Tristan Nada, auteur et chanteur de Bonne, bonne humeur ce matin – tube tartignolle sorti en 1988 –, mais surtout chanteur des Guilty Razors un des premiers et meilleurs groupes punks français. On connaissait déjà Metal Urbain, grâce à la compilation l'Age d'or parue chez New Rose. Guilty Razors c'était à la fois la classe du dessous et celle du dessus : moins impressionnants, mais plus mystérieux – un seul 45 tours, trois titres qu'on se refilait en copie de K7. Il n'y a pas si longtemps on l'avait ren-

contré à la faveur de la sortie salutaire d'une anthologie de Guilty Razors chez Born Bad. On avait aussi découvert à Tristan une autre identité, celle de l'état civil, Pascal Dequatremer. Son décès a été annoncé mercredi 5 août, à Pau, à l'âge de 68 ans. Puissiez-vous vous souvenir de lui comme d'autre chose que l'auteur de Bonne, bonne humeur ce matin. Il valait mieux que ça. L.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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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érences prorusses dans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 qu’appelle-t-on «Storm-1516» ou «Matriochka» ?

La vague de désinformation envers des politiques français plus ou moins candidats, dont la dernière victime est Gabriel Attal, correspond à des interventions de Moscou aux appellations bien précises. Décryptage sur notre site. PHOTO AFP

FLNC: «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clandestine ne suffit pas à faire une force politique»

Pour le sociologue Jean-Louis Fabiani, la prise de position du 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corse, dévoilée mercredi, illustre un raidissement violent contre le processus d’autonomie examiné par le Parlement.

Par EVA LELIÈVRE

Une quinzaine d’individus armés et cagoulés qui rejettent le processus visant à donner une autonomie à la Corse. Et qui menacent aussi les non-insulaires venant vivre sur place. Lors d’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clandestine dévoilée, mercredi, par Corse-Martin, le groupuscule 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corse – Union des Combattants (FLNC-UC) a de nouveau expérimenté une méthode déjà éprouvée. Ce qui a déclenché l’ouverture d’une enquête préliminaire par le parquet national antiterroriste.

Les indépendantistes du FLNC-UC estiment que le projet de loi constitutionnelle visant à accorder un «statut d’autonomie» à l’île, adopté par les députés en juin et qui doit être examiné au Sénat à partir d’octobre, «aboutit au reniement des principales revendications de ces dernières décennies». Ils reprochent notamment aux autonomistes, menés par Gilles Simeoni, président du conseil exécutif de Corse, d’avoir abandonné la notion de «peuple corse». Jean-Louis Fabiani, sociologue, directeur régional des affaires culturelles de Corse de 1988 à 1991 et auteur de Sociologie de la Corse (la Découverte, 2018), explicite les rapports de force en jeu.

Que représente cette conférence de presse clandestine dans le paysage politique corse ?

Des membres du FLNC, lors d’une précédente conférence de presse dans un lieu tenu secret, en janvier 2024. P. POCHARD-CASABIANCA AFP

Le FLNC-UC renoue avec l’imagerie des cagoules, des armes, souvent assez lourdes, mais on ne sait pas la force de ce groupe ni ce qu’il représente. Je pense que c’est une réaction ultra-minoritaire liée à la

résurrection du passé, de la fin des années 70 et du début des années 80, où le FLNC avait une aura indubitable dans la population. Ils rejouent un scénario d’il y a cinquante ans alors que les conditions ont changé. Aujourd’hui, il y a d’autres enjeux en Corse. Ce genre de manifestation était attendu parce que ce week-end a lieu le 50e anniversaire des Journées internationales de Corte, qui réunissent les représentants indépendantistes des outremers français,

d’Irlande, les Catalans... Et au moment où le processus de Beauvau, qui doit conduire à l’autonomie partielle de la Corse, va être débattu, il est normal que les nationalistes purs et durs se mani-

festent violemment contre ce projet.

Est-ce que cet événement change les rapports de force des mouvements nationalistes corses ?

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clandestine ne suffit pas à faire une force politique. C’est l’indication qu’une minorité souhaite encore se situer dans la perspective de la lutte armée. Mais celle-ci est plutôt irréaliste aujourd’hui. Les nationalistes de la première heure ne sont plus aujourd’hui dans cette opti-

que-là. On est plutôt dans le symbolique.

Cette intervention peut-elle peser dans le processus politique de projet d’autonomie de la Corse ? Le gouvernement, les autonomistes et les nationalistes ralliés au projet sont attaqués de deux côtés : par des constitutionnalistes et juristes français qui disent que ce projet va mettre en question l’unité de la nation française. Ils mettent toujours en avant la même objection : si on reconnaît la spécificité de la Corse, après ce seront les Bretons, les Basques, les Alsaciens, les Picards... donc ce sera la fin de la France. De l’autre côté, il y a les indépendantistes corses. Mais c’est un groupe particulier, pas la Corse entière qui se réveille et se révolte.

A quel point l’indépendance et les thèmes prônés par le FNLC-UC sont-ils porteurs dans la population ?

Le ressentiment est assez répandu en Corse. Les thèmes du FLNC-UC, autour des questions de l’immobilier, du tout-tourisme, de l’installation en Corse de nouveaux venus avec beaucoup de résidences secondaires, peuvent avoir de l’écho dans la population et séduire plus largement que la minorité nationaliste que ce groupe représente. Aujourd’hui, il y a une grande déception à l’égard des autonomistes et de Simeoni parce que rien ne s’est passé depuis dix ans.

Mais on ne peut pas dire l’avenir de cette protestation, pour le moment limitée à une minorité. Aujourd’hui les

emplois se sont «corsisés», la culture corse est partout donc la revendication politique d’une indépendance, qui est une vue de l’esprit, étant donné la dépendance de la Corse à l’économie française, est minoritaire. Le taux de natalité est au plus bas, beaucoup de jeunes partent, la population change rapidement. La réalité démographique fait que toute la génération qui a pris les armes n’a plus son équivalent aujourd’hui. En 2014, il y a eu l’expression d’une grande lassitude à l’égard de la violence politique et les pratiques de discussion avec le pouvoir central sont maintenant bien établies. Même si la division politique reste très forte en Corse, la négociation avec le pouvoir central a plus d’avenir que la lutte armé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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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née claire et respirable sur la majeure partie du pays, toujours chaude au sud-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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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Par MAÎTÉ DARNAULT Envoyée spéciale à Romans-sur-Isère Photos JULIETTE TREILLET

Leur vulve ne demande qu'à être comblée. Lèvres peintes surmontées d'un clitoris de papier mâché, elle tient dans la main. Fixée sur une boîte de conserve, sa fente est une tirelire pour les dons du public. Le nerf de la quête des Dynastits, qui se présentent comme un «groupuscule féminazi activiste de la fête», c'est «d'engranger la moula». Avec panache et consentement. «Bienvenue au Féministan, on est là pour vous soutirer plein d'argent pour le Planning familial, il est en danger partout en France alors qu'on a de plus en plus besoin de lui, sans ça, il y aura toujours des affaires Lyhanna», proclame Simone du Boudoir au micro. Mini-short noir et soutif à clous brillants, elle est l'une des membres du collectif lyonnais qui se produit ce 25 juin à la Cordo, la cité de la musique de Romans-sur-Isère (Drôme). A ses côtés, il y a La Maréchale Putain, bottines argentées et casquette d'officier, et La Gathoune, au paréo léopard vite abandonné à cause de la température torride.

Côté cour, Patricia Crasse officie aux «platchines», au-dessus d'un écriteau: «Patriarcat, j'irai twerker sur ta tombe.» Manque ce soir à l'appel Marie-Claude Piétregaloche, qui a imaginé la chorégraphie participative proposée plus tard. La bande de meufs, quadras pour la plupart, «complètement autonomes» pour produire ce show «à but absolument non lucratif» pour elles, a commencé à le mettre au point il y a dix ans. Le principe : une vente aux enchères de vieux vinyles, «plus ou moins douteux», au profit d'associations de lutte et de prévention pour les droits des femmes.

«Et ça peut aller d'1 euro à un million d'euros», encourage La Gathoune. Les acheteurs ont le choix entre conserver leur acquisition et pulvériser la galette noire sur scène, à coups de talon aiguille – rose ou à strass. C'est la «destruction», réservée aux artistes «problémachistes». Justement, le premier son diffusé est un hommage acide à Patrick Bruel. Mis en examen dans quatre dossiers pour viol et agression sexuelle et huit plaintes de femmes depuis mars, le chanteur et comédien, placé sous contrôle judiciaire, reste présumé innocent.

«TROP D'HOMMES SUR SCÈNE» Patricia Crasse lance les premières mesures de Qui a le droit... «Pas toi Patoché ni personne, quand c'est non, c'est non», susurre La Maréchale Putain. Une volontaire grimpe sur scène pour réduire en confettis la pochette. «Destruction!» scande l'assistance, avant que le disque ne se brise sous l'assaut du 10 centimètres brillant. Au suivant : un opus de Flashdance, dont la mise plafonne à 5 euros. La Gathoune relance : «Qui dit mieux ? On prend l'argent ou les protections hygiéniques.» Les dons en nature vont à l'association Règles élémentaires, mobilisée contre la précarité menstruelle.

«On en reste là ? C'est vrai que ça fait dix ans qu'on vit dans la France à Macron, c'est dur.» Au civil, les Dynastits sont intermittentes du spectacle ou à leur compte : DJ (et non «DJettes», ●●●

Dans les soirées des Dynastits, les talons aiguilles sont utilisés pour valider une vente et briser les disques.

Féminisme

Un collectif prend fâles et causes

Autour de Lyon, Dynastits organise des ventes aux enchères festives de vieux disques, afin de dénoncer les artistes «problémachistes» et récolter de l'argent pour les associations féministes.

●●● «pas la peine de ce suffixe infantilisant», musiciennes, autrices, photographes et danseuses. «En 2016, on voyait trop d'hommes sur scène, on s'est mises à organiser des concerts de groupes de meufs, des soirées à thèmes costumées», retrace Simone du Boudoir. Quelques années plus tard, les adeptes de «calembours foireux» se sont «recentrées sur une forme plus simple, des soirées caritatives».

En 2025, leurs performances pollantes ont permis de récolter 2517 euros pour le Planning familial du Rhône (soit «plus que ce que lui donne la ville de Bron», 43 000 habitants en périphérie de Lyon), et 223 euros pour celui de la Drôme, dont la subvention accordée par le département, piloté par la droite, a été amputée l'année dernière de 20 %. La collectivité a aussi décidé de fermer les sept centres de santé sexuelle qui dépendaient d'elle, sur les 18 que comptait le territoire de plus de 520 000 habitants.

Les Dynastits ont pu reverser également 200 euros à Filactions, qui lutte en Auvergne-Rhône-Alpes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conjugales, et 700 euros à Boucan, qui combat l'inceste et les inégalités liées au genre depuis Alès (Gard). Elles n'oublient pas les territoires ruraux, où les femmes «en chient encore un peu plus», souligne La Maréchale Putain. «Ce soir, vous n'achetez pas de la musique, vous achetez l'éducation sexuelle et affective de vos enfants, la paix sociale», parade Simone du Boudoir sur un classique des Temptations, avant d'enchaîner les mouvements d'aéroles sur When the Rain Begins to Fall de Jermaine Jackson et Pia Zadora (adjugé 15 euros).

Pas une goutte de pluie à l'horizon en cette soirée caniculaire, alors les Dynastits veillent à asperger leur public suant avec un vaporisateur rebaptisé «Male tears», ces larmes de crocodile de certains hommes qui s'estiment 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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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vinyle de Patrick Bruel est détruit sur scène pour dénoncer les artistes accusés ou condamnés pour des violences.

La tirelire vulve récolte les dons de la soirée.

times du féminisme. Les premières notes de Désenchantée de Mylène Farmer attirent une nuée d'ados sur le dancefloor. «Allez les garçons, vous êtes la relève!» lance La Gathoune. Deux acheteurs plus âgés se cotisent pour clore l'enchère à 56 euros. En bonus, ils repartent avec un badge «Chaleurs actuelles». «Est-ce qu'il y a des ménopausées dans la salle?! Gloire à elles!» brame La Maréchale Putain au milieu des vivats.

«APPELEZ VOS POTES RICHES» «Le fait qu'on ne soit pas des jeunes sur scène, c'est un signal qui parle aux femmes de notre âge», note Patricia Crasse, également «épate» par des collectifs féminins festifs plus récents, «une jeunesse qui a une grande conscience des enjeux». Les Dynastits organisent aussi depuis trois ans l'événement «Octobre rase». Une coiffeuse réalise sur scène des coupes afin de collecter des mèches de cheveux pour l'association Fake hair don't care, qui propose des perruques naturelles à prix adapté à des personnes souffrant d'un cancer. «La militance peut vite être plombante, on veut maintenir de la joie», souligne Simone du Boudoir.

Avant de faire une pause, La Maréchale prévient : «On revient, le temps que vous appelez vos potes riches et que vous passiez à la buvette, car c'est bien connu, plus on boit, plus on est riches!» La soirée à la Corde a permis d'amasser 341 euros dans la tirelire foufoune. La prochaine «grosse teuf» des Dynastits est prévue le 23 octobre à Villeurbanne (dans l'est de la métropole de Lyon) pour fêter leurs 10 ans, en même temps que les 70 ans du Planning familial. Les show girls se pareront peut-être de «fringues à sequins holographiques» dont elles ont amassé «des caisses». Car, confesse Simone du Boudoir, «on adore avant tout se saper avec des paillettes».

«Ces groupes permettent de retrouver des espaces de liberté»

La prévention en milieu festif permet d'agir contre les violences faites aux femmes. A condition que les hommes et les autorités s'y intéressent, explique la sociologue Julie Besnard.

Cautrice en 2024 de l'enquête «La fête appartient-elle aux hommes?» de Stourm, la mission de lutte contre le sexisme dans les musiques actuelles en Bretagne, la sociologue du genre Julie Besnard revient sur les évolutions récentes dans la prévention d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en milieu festif, qui restent prégnantes.

Depuis une dizaine d'années, des collectifs de femmes proposent une fête féminisée et féministe. Pourquoi?

Les femmes et les minorités de genre ont aussi envie de faire la fête sans se poser de questions. Et la première solution, c'est de le faire en non-mixité, ou en mixité choisie, la Chatte en feu parle d'une «mixité heureuse», pour qu'enfin les participantes se sentent à l'aise pour en profiter, s'habiller et danser comme elles le veulent. Lors de notre enquête, beaucoup nous ont dit qu'elles changeaient leur manière de danser pour ne pas trop bouger les fesses, pour ne pas que «ça donne envie», alors qu'en soi, il s'agit juste de se déhancher. Des fois, c'est déjà trop et ça devient l'occasion d'être agressée. Ces collectifs permettent aux femmes de retrouver des espaces de vraie liberté, comme sont censés l'être les milieux festifs.

Le monde de la fête se revendique progressiste mais reste un lieu de violence et de domination sexiste et sexuelle. Quelles évolutions ont eu lieu?

Depuis #MeToo, il y a eu une prise de conscience de l'ampleur des violences sexistes, sexuelles et discriminantes (VSSD) dans les milieux festifs, publics ou privés. Des associations et des dispositifs de prévention et de sensibilisation à ces violences ont été créés, au niveau national et local. Consentis intervient d'abord dans les milieux techno, plus underground, les Catherinettes se focalisent sur les grosses jauges, Safer vise les festivals, il y a la Petite à Toulouse... Certaines associations ont constitué la

Fédération associative pour des cadres inclusifs, libres et engagés, pour se réunir autour de ces nouveaux métiers. Mais pour que ça marche vraiment, les organisateurs, les artistes et les autorités doivent jouer le jeu. Certains festivals sont à l'initiative de ces dispositifs, comme Marsatac pour Safer, et d'autres sont des partenaires de longue date,

comme le Dub Camp avec les Catherinettes. Mais ce n'est pas encore le cas partout. Les VSSD ne sont pas juste une question sociale, mais aussi de santé publique. Certaines villes et collectivités commencent à s'emparer du sujet. La première étape, ce sont les enquêtes réalisées, même s'il faut garder en tête que les violences sont largement sous-estimées, car elles ne sont pas toutes signalées et parfois même pas conscientisées par les victimes.

Comment les hommes peuvent-ils s'impliquer?

Il faut qu'ils s'éduquent. On ne peut pas demander aux femmes et aux personnes minori-

sées de faire de la pédagogie constamment. Les stands des associations servent à ça, c'est important d'aller discuter avec les bénévoles, de lire la documentation, pour que les hommes en parlent, qu'ils se reprennent entre eux quand ils ont des comportements sexistes ou violents.

Ils doivent se poser la question de leurs privilèges : est-ce qu'ils ont besoin de penser à leur tenue pour ne pas se faire agresser? La plupart, non. Ils doivent faire attention à la place qu'ils prennent physiquement et symboliquement dans un lieu. Le problème comme la responsabilité sont systémiques, la réponse doit être systémique.

Pourquoi les femmes risquent-elles d'être les premières victimes de la proposition de loi n° 1133 «visant à renforcer la pénalisation de l'organisation de rave parties», votée en avril par l'Assemblée et prochainement examinée par le Sénat?

La fête est politique et les raves font partie d'une contre-culture qui a toujours fait peur, parce qu'elles remettent en question l'ordre établi et restent non contrôlées par l'Etat. Cette proposition de loi invoque la sécurité des personnes mais son effet sera totalement contre-productif. Elle est portée par un parti de centre droit et soutenu par le camp gouvernemental et l'extrême droite, rétrograde sur les droits des femmes et des personnes LGBTQIA+. Elle vise aussi les participants de ces fêtes, dont les associations de réduction des risques et de prévention des VSSD. Cette stigmatisation va les rendre plus clandestines, donc plus dangereuses pour leurs participantes. Si elles sont victimes d'agressions, de soumission chimique, il sera plus difficile de les signaler et de les faire punir.

Recueilli par M.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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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ÉES

LA MAISON, UNE IDÉE NEUVE ?

Longtemps délaissée comme objet de pensée, la maison occupe une place centrale dans nos existences. Chérie, hantée, perdue, fantasmée, elle est une membrane qui tantôt nous protège, tantôt nous enferme, elle est traversée par les enjeux de l'époque et souvent les matérialise. C'est pourquoi, cet été, Libération a invité des philosophes, écrivains, anthropologues... à examiner le sujet sous divers angles.

Laissons les morts hanter nos maisons pour mieux les habiter

«La maison, une idée neuve ?» Pour l'anthropologue, hanter et habiter sont deux faces d'une même pièce : habiter un lieu, c'est savoir de quoi ou par qui il est hanté. Venir de quelque part, c'est trimballer des fantômes.

Par GRÉGORY DELAPLACE

Anthropologue, directeur d'études à l'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La plupart du temps, on vit très bien avec les fantômes. Lorsqu'un enquêteur les interroge sur leur maison hantée, à Stansted (au nord de Londres), en novembre 1946, les Thurston le disent : jusqu'ici, tout se passait très bien. C'est vrai, l'endroit n'avait pas bonne réputation quand ils s'y sont installés trente-deux ans auparavant – et il faut bien dire que leur modeste foyer n'y a jamais trouvé bonne fortune. Mais rien d'alarmant, rien même de réellement extraordinaire. Des bruits de pas inexpliqués dans la nuit, sans doute, comme de quelqu'un qui arpenterait leur couloir, des apparitions aussi, parfois, de formes humanoïdes et vaporeuses, mais qui n'a pas ça chez soi ? Les Thurston s'étaient habitués à cette présence calmement incongrue, ils l'appelaient affectueusement «Leur fantôme», c'était presque un membre de la famille (1).

Idem dans la demeure bien plus cosue des Noakes, dans le Kent, en 1935. Depuis près de vingt ans, et avant que la situation ne se dégrade, les apparitions n'avaient rien de menaçantes ; à peine surprenaient-elles par leur irrégularité. «Le fantôme de Country Lodge est une petite femme inoffensive qui déambule dans les escaliers et les chambres, indique placidement la maîtresse de maison dans son journal. Elle ne semble venir à aucune date particulière, mais généralement autour de six fois par an ou plus, elle s'absente parfois pour trois ou quatre mois, puis rend plusieurs visites à des intervalles plus courts.» Après tout, les morts aussi ont droit à des vacances. Difficile de ne pas penser au fantôme de Canterville, finement croqué par Oscar Wilde, qui cherche tous les moyens d'effrayer des résidents peu impressionnables. Ce qui est décalé, dans la nouvelle de Wilde, ce n'est pas tant qu'une famille peut s'accommoder tranquillement de vivre dans une maison hantée ; c'est

plutôt que le fantôme souhaite si ardemment être effrayant – qu'il considère que la peur est sa raison d'être, sa distinction ontologique. Non, dans la vraie vie, disons-le, les fantômes sont plus souvent Casper que Sadako – not all ghosts! –, et si on se laisse aller à l'oublier parfois, c'est que, précisément, ceux avec lesquels on vit ne font pas d'histoires.

HOSPITALITÉS D'OUTRE-TOMBE

Cela ne veut pas dire que cohabiter avec les fantômes (ou co-hanter avec les vivants) se passe de règles de savoir-vivre ; partager une domesticité avec les morts, au contraire, suppose un certain genre d'hospitalité, dont la variabilité des règles, d'une culture à l'autre, font les joies de l'ethnographie de terrain. Dans le Vietnam central, ainsi, la bonne économie d'un foyer est ambidextrée : chaque maîtresse de maison le sait, on ne nourrit pas les ancêtres familiaux de la main droite sans nourrir les fantômes de la main gauche. Il peut arriver à quiconque de mourir loin de chez soi, d'être condamné à errer affamé dans un monde sans domesticité : il est donc du devoir de chacun de prendre soin de ces défunts infortunés, de les apaiser et de leur faire une place avant qu'ils ne viennent eux-mêmes la réclamer. Au Vietnam, nous dit l'anthropologue Heonik Kwon, cela relève du sens commun. C'est aussi le cas en Grande-Bretagne aujourd'hui, bien que les règles d'hospitalité des morts y soient moins clairement établies qu'au Vietnam. Les habitants de maisons hantées en Angleterre ou au pays de Galles savent partager leurs maisons avec des présences plus ou moins identifiées, et plus ou moins encombrantes : des bruits de pas, comme souvent, mais aussi de petites dames vêtues de rose (c'est assez rare, le rose, chez les fantômes), des messages laissés sur les murs sous forme de dessins penchés

ou en lettres visqueuses, des rêves aussi, bien sûr. Ces présences se font sentir jusque dans le lit, sans pour autant entraver le sommeil, mais sans non plus aider à dormir – «On couche toujours avec les morts», chantait Léo Ferré.

L'équilibre est fragile, certes, comme tout acte d'hospitalité ; d'autant plus fragile, en l'occurrence, qu'on ne sait jamais qui est l'invité de qui, les morts des vivants (et qui donc paie les factures ?) ou les vivants des morts (indéniablement, ils étaient là avant). Nous habitons des lieux tissés d'invisible, saturés de la présence de celles et ceux qui nous ont précédés. Quel lieu pourrait-on bien espérer être dénué de présences spectrales ? Proposons donc cette définition : un lieu, en tant qu'il existe topologiquement, en tant qu'il présente une épaisseur résidentielle, c'est un endroit hantable, sinon hanté. Hanter et habiter sont deux faces d'une même pièce : habiter un lieu, c'est savoir de quoi ou par qui il est hanté. Venir de quelque part, c'est trimballer des fantômes ; revenir au «pays», comme l'héroïne du roman éponyme de Marie Darrieussecq, c'est regagner la maison des morts. Et la plupart du temps, je vous assure, on y vit très bien.

DÉRAILLEMENT DES RELATIONS

Mais alors, qu'est-ce qui fait que, soudain, on ne peut plus ? A quel moment, et pour quelle raison, une maison hantée devient-elle invisible ? C'est une question pour laquelle il n'existe pas de réponse simple, pour l'anthropologue en tout cas. Disons plutôt : c'est une question pour laquelle il n'existe pas toujours de réponse simple – car, parfois, c'est évident. La guerre, la violence de masse, l'exil et le déracinement forcé qui en découlent, voilà les circonstances tragiquement usuelles du déraillement des relations entre vivants et morts. Voilà des situations dans lesquelles

A quel moment, et pour quelle

les les maisons hantées peuvent devenir inhabitables. Ainsi, jusqu'en 1946, tout se passait bien chez les Thurston – du moins, on l'a dit, tout n'allait pas trop mal. C'est précisément le retour de guerre du fils George, l'été précédent, qui a marqué le début des incidents. Depuis qu'il vit de nouveau ici, les phénomènes ont changé de nature, le fantôme n'apparaît plus si passivement. Ce ne sont plus seulement des bruits de pas dans la nuit, mais des pincements et des coups pendant le sommeil, dont les traces subsistent sur les corps endoloris au petit matin. Ce sont des fracas, des présences hostiles, des bougies soufflées, des meubles renversés – la maison, en somme, n'est plus un refuge pour le foyer qui l'occupe. Est-ce George qui a ramené quelque chose du front (il a été caserné un moment dans une ma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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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son, une maison hantée devient-elle invivable ? C'est une question pour laquelle il n'existe pas de réponse simple. PHOTO NADINE JESTIN

hantée, dit-il) ? Ou est-ce le bon vieux fantôme familial, autrefois inoffensif, qui ne reconnaît plus la famille qu'il hantait auparavant – comme un animal de compagnie qui, soudain, inexplicablement, se retournerait contre ses maîtres ? Nul ne le sait ; le fait est que le fragile équilibre de cette domesticité partagée est rompu. Comment rentrer chez soi, quand on a détruit la maison des autres ? Comment se prétendre maître en sa demeure, hospitalier, garant d'un foyer ordonné, quand on a foulé aux pieds, passé au fil de l'épée, la loi sacrée du respect de l'étranger (dès l'instant où un visage me fait face, où une interlocution se noue, l'autre m'apparaît comme un semblable dont je réponds, affirme le philosophe Emmanuel Lévinas) ? Comment ne pas être hanté par celles et ceux qu'on a tués quand

on devait les protéger ? Par celles et ceux qui sont morts sous notre responsabilité, plus ou moins directe ? Quelle domesticité reconstruire dans ces ruines ? Quelle maison habiter ? Ces questions auront rarement été illustrées aussi vivement que dans la récente interprétation de l'Odyssée d'Homère par Christopher Nolan. Tous les êtres invisibles ne le sont pas au même titre autour d'Ulysse et ses compagnons. Les dieux sont douteux – on devine leur présence derrière les catastrophes ou les miracles, mais on peut choisir de croire ou non à leur existence. Celle des morts est indéniable en revanche, leur présence est matérielle, leurs sentences irrévocables ; leur visage et leur odeur nous poursuivent jusque dans nos lits, dans nos foyers que nous ne pourrons regagner à moins de réparer, tenter de réparer indivi-

duellement quelque chose de ce qu'on a collectivement anéanti. Pour Ulysse, cela exige un sacrifice (plus d'un, en réalité) et une promesse, en forme de vœu, que la civilisation tiendra malgré sa suspension, que les vétérans pourront retrouver la maison qu'ils ne méritent plus en donnant aux morts – aux fantômes –

Difficile de ne pas penser au fantôme croqué par Oscar Wilde qui cherche tous les moyens d'effrayer des résidents peu impressionnables...

une place, en fait une nouvelle demeure. Mais revenons au Vietnam central, avec Heonik Kwon, car les Vietnamiens savent quelque chose des domesticités déchirées par la violence de masse. Après la guerre française, après la guerre américaine, les fantômes y sont légion : les généalogies sont amputées, les jeunes du Nord et du Sud ont péri loin de chez eux, leurs restes abandonnés ou enterrés sans soins adéquats ; les soldats étrangers sont morts sur un sol qu'ils continuent de hanter après l'avoir ravagé. Les foyers du centre du pays sont encerclés de ces présences inquiètes, privées de la place et de l'affection qu'elles auraient reçues dans leur village natal. Ces fantômes de la guerre ne se satisferont pas des habituelles offrandes de la main gauche, de cette charité routinière dont on

s'acquitte sans y penser après avoir nourri les siens. Cela ne suffit pas, car l'offense est trop grande pour ces défunts déracinés, leur nombre est trop important, leur souffrance trop contagieuse – il faut les adopter. Puisqu'il n'est plus possible de les tenir à distance, autant les accueillir au sein de son foyer : ne plus les nourrir à gauche, mais les faire passer à droite, au sein de son propre autel, aux côtés de ses ancêtres, dans sa famille et sous son toit.

NÉGOCIER LA PAIX AVEC LES MORTS

Quelle meilleure promesse de réparation imaginer ? Si les foyers du Sud accueillent les défunts du Nord, si les foyers du Nord accueillent les défunts du Sud, les vivants ne referont-ils pas mécaniquement société ? Garanti par la loi de Zeus, le « lien fragile » sur lequel la « civilisation » repose, est, selon Christopher Nolan, celui de l'hospitalité que l'on sera capable d'offrir aux vivants et aux morts : soit la capacité à traiter l'étranger chez nous comme on voudrait que nos enfants le soient ailleurs. Car les vivants peuvent bien décider seuls de faire la guerre, mais c'est avec les morts, en revanche, qu'ils devront négocier la paix. Hanter et habiter sont les deux faces d'une même pièce, disions-nous. Rien d'étonnant, donc, à ce qu'un monde devenu inhabitable soit tout aussi in-hantable. Si notre maison brûle, comment pourrait-elle être paisiblement hantée ? Il ne s'agit pas d'inverser l'ordre des priorités, d'accommoder les morts avant de s'inquiéter des vivants. Il s'agit seulement de prendre au sérieux ce que disent nos hantises de nos vies domestiques – on a les revenants qu'on mérite, après tout, donc exigeons des fantômes de qualité ! Faisons-leur confiance tout du moins, écoutons-les un instant, avant de les congédier, éventuellement : qu'ont-ils à nous dire de nos dettes, de ce qui nous a été transmis ou refusé, de ce que nous sommes prêts à accomplir pour la paix, ou pour la justice ; peuvent-ils nous aider à comprendre ce qui est réparable et ce qui ne l'est plus, dans un monde qui s'effrite sous nos yeux ? Laissons hanter nos maisons pour mieux les habiter : nos foyers sont politiques et leur avenir appartient aux morts. ➤

(1) Les Intelligences particulières. Enquête dans les maisons hantées, de Grégory Delaplace, éd. Vues de l'esprit, Bruxelles, 2021, pp. 95,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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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 la Vie plus belle, un rôle n'appartient pas à un interprète, et celui-ci pourra être pris et repris par le premier volontaire. Une petite fille, comme un vieux monsieur, peut jouer

«La Vie plus belle»

«Passez le casting, vous serez pris !»

A Saint-Etienne, un collectif incluant artistes et amateurs stéphanois s'est mis en tête de rejouer l'intégralité des épisodes de «Plus belle la vie». Une aventure de remake loufoque et un laboratoire de convivialité inventive. Reportage.

Par LAURA TUILLIER Envoyée spéciale à Saint-Etienne

En ce mardi matin un petit groupe s'agite devant le bar les Acacias, dans le très populaire quartier de Tarentaize, à Saint-Etienne. Le patron, qui prête le décor pour la matinée, fume une cigarette au soleil et observe l'installation de deux caméras DV, d'une perche, de quelques microscravates et d'un enregistreur. Deux passantes s'arrêtent, intéressées : elles ont reconnu, inscrit sur le dos de la chemise que porte l'un des membres de l'équipe de tournage, un nom familier, celui de Roland Marci, floqué en gros caractères blancs. Roland Marci est un des personnages le plus célèbre du soap-opéra Plus belle la vie, diffusé sur France 3 entre 2004 et 2022, qui réunissait dans ses grandes heures plus de 6 millions de téléspectateurs chaque soir. On explique alors rapidement l'idée aux curieuses : «On fait un remake de Plus belle la vie à Saint-Etienne, épisode par épisode. Ça s'appelle la Vie plus belle. Tout le monde peut participer ! N'hésitez pas à venir nous voir.»

Voici le principe posé, les quelques phrases qui ne disent pas l'ampleur du projet, en cours depuis trois ans dans l'ancienne cité minière, aujourd'hui touchée par un taux de pauvreté bien supérieur à la moyenne nationale, un scandale politique (l'incarcération du maire Gaël Perdriau suite à un sordide chantage à la sextape) et dont le moral méritait bien d'être remon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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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patron du bar de la Burle (équivalent stéphanois du Mistral, dans Plus belle la vie). CAPTURES D'ÉCRAN

par une telle initiative, à la fois détendue et pharaonique.

«Pas d'argent et une liberté totale»

A l'origine de la Vie plus belle, on trouve trois nouveaux venus dans la ville, Paul, Jeanne et Théo, artistes précaires et déter, qui se sont découvert un goût commun pour la mythique telenovela marseillaise et pour l'idée d'un remake localement produit. «Ce qui nous a excités au départ, c'est le fait qu'on s'embarque dans une production industrielle mais en autogestion, avec pas d'argent, une liberté totale», explique Paul. En septembre 2023, la petite bande de pirates trouve un local via une des nombreuses amicales laïques de la ville, fomente un communiqué de presse et joue l'audace avec une première réunion qui attire 200 personnes : «On a été hyper surpris de l'intérêt qu'a suscité l'idée, on a eu des articles dans la presse locale, les gens y ont cru alors on s'est lancés», reprend malicieusement Théo. La formule se rode au fil de la première année : des sessions de tournage de cinq jours, où trois épisodes sont mis en boîte à la vitesse de l'éclair, avec trois caméras, deux prises maximum et un principe qui définit l'esprit la Vie plus belle : un rôle n'appartiendra pas en propre à un interprète, bien au contraire, celui-ci pourra être pris, repris, dépris par le premier ou la première qui se porte volontaire. Ici,

c'est l'habit qui fait le personnage. Une petite fille, comme un vieux monsieur, peut jouer le patron du bar de la Burle (équivalent stéphanois du Mistral, le QG de la série originale), y compris au sein d'un même épisode.

«Passez le casting, vous serez pris», annoncent les affichettes que l'on découvre sur les murs de la ville, dans une démarche d'inclusion totale, de non-compétition absolue, qui créent en retour l'originalité formelle de la série. Comme le résume Théo, l'un ne va pas sans l'autre : «En cherchant un fonctionnement qui fasse venir tout le monde, on a trouvé notre forme esthétique.» Car disons-le la Vie plus belle (LVPB) ressemble davantage aux films d'Olivier Bosson (son génial 200%), coréalisé avec Nicolas Boone en 2011, grande fresque impliquant un maximum d'habitants de la banlieue lyonnaise) qu'à un produit télévisuel classique ; le grain numérique des caméras DV, la fluidité des personnages qui se métamorphosent d'une séquence à l'autre et le comique qui naît de ce parti pris radical, les décors choisis en fonction des générosités locales (un bar à ongles devient un cabinet médical), l'inventivité d'une mise en scène qui fait beaucoup avec quasiment rien, tout contribue à l'originalité hybride de LVPB. «La Vie plus belle c'est, comme chez Stevenson, le chemin qui compte plus que la destination», estime Sylvain Pichon, gérant

du Méliès Saint-Etienne, qui a d'emblée embarqué à bord de l'aventure. L'exploitant met en avant la dimension collective du visionnage comme prolongement nécessaire de la démarche : «Regarder LVPB tout seul dans sa chambre, ça n'a pas grand sens, la regarder entre habitants c'est ça qui est génial.»

Un bar à ongles en cabinet médical

Tous les quinze jours, le lundi à 20h20 (heure historique de la diffusion de Plus belle la vie), les épisodes sont projetés dans le cinéma indépendant de la ville, avec un prix libre et une audience au beau fixe. «On a clairement des séances classiques qui ne font pas autant d'entrées

«Ce qu'on aime c'est l'idée qu'il n'y ait pas d'auteur, parce que si personne n'est à l'origine de la forme de base, on peut avoir un rapport distant avec elle, s'en amuser.»

Paul

un des concepteurs du projet

CULTURE!

que les diffusions de LVPB qui ont aussi une dimension événementielle.»

Dans le cercle élargi de LVPB, on trouve aujourd'hui pas moins de 300 personnes qui ont donné de leur temps (ici tout le monde est bé-névole) pour adapter le script, jouer, filmer, monter, prendre le son d'une scène. Le profil du noyau dur est varié et on peut croiser au fil de la semaine de tournage, un retraité amateur de cours de théâtre, un jeune homme au RSA, une

infirmière, une ex-trapéziste du Cirque électrique, une prof d'arts plastiques, des étudiants, des chômeurs... «J'ai une collègue qui a vu l'article sur LVPB dans le journal local et comme elle sait que je suis fofolle, elle s'est dit que ça allait m'amuser», explique Fati, présente depuis le début du projet. Pour certains c'est un loisir, une occasion de pratiquer le jeu, pour d'autres le rendez-vous semble être devenu quelque chose de plus important, essentiel, à la croisée de l'expérience artistique, sociale, politique et humaine.

Le mercredi matin, le tournage se poursuit à la Cinémathèque de la ville, la plus vieille de France, fondée en 1922 et, comme insiste Antoine Ravat son responsable, «ouverte aujourd'hui à l'accueil de la jeune création contemporaine, aussi éloignée des systèmes de production classiques soit-elle». L'institution a donc prêté gracieusement ses murs pour une demi-journée de tournage : «On ne tourne que si c'est gratuit... on demande et on voit mais en général on est bien accueilli», se réjouit Théo, qui avoue que LVPB préfère se tenir éloigné des subventions, des dossiers de financements et autres sources d'institutionnalisation qui mettraient en péril l'indépendance ébouriffée du collectif. Au fil des trois ans d'existence de la série, ils ont posé leurs petites caméras dans d'innombrables bars de la ville, apparts prêtés, locaux associatifs, lieux publics divers mais aussi clandestinement dans l'Ikka de la région («Les vigiles pensaient qu'on faisait juste des selfies sur les canapés témoins») ou au musée de la Contrefaçon, lors d'une mini-tournée de projections parisiennes, histoire d'asseoir la cohérence de l'entreprise.

Ce jour-là, direction les sous-sols de la cinémathèque, où Jean-Baptiste, recrue de la saison 3, ne tarit pas d'éloges pour l'initiative : «Il faut le dire, je croise beaucoup de gens ici

que je n'aurais jamais croisés dans la vie», s'enthousiasme ce jeune artiste nouvellement installé dans la région qui apprécie l'humour du projet «qui n'exclut pas de se donner à fond et de basser sérieusement». Il nous quitte pour enclencher le

«Rec» d'une des caméras, tandis qu'un chariot de transport de matériel permettra un audacieux travelling au milieu des bobines, pour pimenter la mise en scène d'une séquence entre Chris Le Bihac (devenue un personnage transgenre) et sa mère. Autre

trouvaillé de LVPB : adapter les thématiques du feuilleton pour les actualiser ou les faire résonner avec l'actualité locale et en livrer une version farcesque à même de servir d'exutoire collectif. On retrouve ainsi l'ex-maire Gaël Perdriau sous les traits de «Merdriau», un édile corrompu jusqu'à l'os qui va jusqu'à organiser un cambriolage au musée de la ville pour se faire élire face à Blanche Marci (personnage historique de la série).

Forme pointue et esthétique cheap

Ces collisions entre l'original et la copie font partie du plaisir du récit, et soulignent bien le rapport souple qu'entretient l'équipe avec le matériau de départ : «Dans cette initiative, Plus belle la vie est à la fois essentiel et secondaire», explique Paul qui détaille : «Ce qu'on aime c'est l'idée qu'il n'y ait pas d'auteur, parce que si personne n'est à l'origine de la forme de base, on peut avoir un rapport distant avec elle, s'en amuser.» Citant pêle-mêle Jacques Rancière et son Maitre Ignorant, le cinéaste serbe Želimir Žilnik, l'artiste Philippe Parreno ou des clips de rap, le collectif crée une œuvre d'art in situ et in progress permanent, testant la frontière toujours incertaine entre forme pointue et esthétique cheap, horizon conceptuel et simplicité du do-it-yourself. Sous ses allures d'initiative locale bon enfant, il n'est pas impossible que LVPB réfléchisse en profondeur à nos besoins de fiction, à notre dépendance à la forme sérielle mais aussi à la notion même de personnage. Aujourd'hui, LVPB a lancé l'idée que le concept soit repris dans d'autres villes de France, histoire de leur alléger la tâche : car après un rapide calcul, le groupe annonce qu'il leur faudra, à leur rythme actuel, pas moins de 310 ans pour remaker les 4666 épisodes du feuilleton original. A bon entendeur, l'idée est open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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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IL FALLAIT L'INVENTER (5/8)

Son étagère est mortelle

William Warren Anticonformiste, le designer britannique a pensé une étagère en bois transformable en cercueil.

Du chaos de son atelier dépasse une jambe de bois articulée. Une demi-guitare. Un blouson. Un fer à souder et une collection de chaussures sans semelles. Un exosquelette plein de capteurs, conçu pour pouvoir se déplacer en utilisant un casque de réalité virtuelle. Un projet qui l'a emmené de San Francisco à Dubai, en passant par Venise, avant qu'il n'y mette fin. «Je ne suis pas un businessman.» William Warren opère depuis l'un de ces parkings souterrains reconvertis en studios d'artistes et de coworking collaboratif, dans une rue calme du sud de Londres. Le designer reçoit assis de travers sur sa chaise – «J'en conçois plein, mais je les utilise le moins possible, je préfère être en mouvement.»

En 2005, il réfléchit à la meilleure manière de rendre un meuble important. Sa fille est encore enfant, et il lui a fabriqué une commode qui grandira à son rythme, tiroir après tiroir. «Pour qu'un objet soit spécial, il faut qu'il soit particulièrement utile – comme une canne, ou des lunettes – ou qu'il ait une valeur sentimentale et porte une histoire qui résonne au plus profond de nous.» Comment insuffler cette épaisseur de sens? «C'est difficile. On peut créer des choses qui auront une longue durée de vie. J'en ai inventé plein qui me survivront. Mais on ne peut pas forcer ce lien intime avec des objets. En revanche, on peut leur donner le potentiel pour qu'il se développe.»

Sa commode porte sur l'enfance; il tourne donc son regard sur la fin de vie et imagine une bibliothèque qui se transforme en cercueil, l'heure venue. «Le bois va se patiner avec le temps, les surfaces vont être marquées, tachées, et, au fil des ans, le meuble fera partie de vous», promet-il. Une manière aussi de lutter contre «le racket qui entoure la mort». «On va tous finir dans ce qui sera probablement l'un des cercueils les moins chers, quand notre famille endeuillée choisira dans un catalogue un modèle en aggloméré recouvert de papier imitation bois, aux poignées de plastiques couleur or, avec une

LE PORTRAIT

doublure en satin synthétique agrafée à l'intérieur.» Lui veut «créer quelque chose qui accompagne toute la vie, un objet du quotidien qui, le moment venu, sera

prêt à accompagner notre dernier voyage». Son étagère à lui est installée dans son salon.

A l'intérieur, une plaque métallique raconte la transformation du meuble, sur laquelle pourront être gravés le nom et les dates de son propriétaire. Ceux qui veulent s'essayer à construire eux-mêmes le meuble doivent le contacter, pour lui demander les plans, qu'il accorde gratuitement. «J'aurais pu mettre les dessins sur le site, en cinq tailles, pour qu'ils soient téléchargéables. Mais je voulais qu'il y ait une conversation.» Il noue des échanges «brillants, très profonds» par mail. A une

exception près: depuis la réélection de Trump, les Américains qui font appel à lui reçoivent à la place «une critique polie de leur système politique – ce qu'ils n'apprécient pas».

Il a grandi en bord de mer, à Eastbourne, non loin de Brighton, dans une haute maison victorienne débordant de céramique, de crayons et de papier. Son père enseigne l'art, sa mère est potière. «A l'époque, on appelait ça "une famille de créatifs". Aujourd'hui, on dirait plutôt "un gang de neurodivergents."» Il se fiche des étiquettes, mais s'amuse de son écosystème: tous – ses trois frères, sa fille Tilly, et sa compagne, sont aujourd'hui des créateurs. «Aucun de nous n'a été très bon à l'école, dit-il en riant. On était bien plus prompt à dessiner qu'à écrire.»

S'il enseigne le design dans différentes universités, sa carrière scolaire avait plutôt mal commencé. Ado, il s'était fait renvoyer «pour avoir embrassé deux filles en même temps», ce qui, à ses yeux, valait tout à fait le coup. Skateboarder, breakdancer, raveur et guitariste dans un groupe punk qui tourne aux États-Unis, il suit une école d'art à Liverpool. Puis, en master à Londres, il se forme à l'orfèvrerie d'argent. Se pose vite la question de savoir à qui sont destinées ses créations: «L'argent est un métal superbe à travailler, et je fabriquais des objets que j'aimais beaucoup, que je vendais à des gens que j'aimais moins.»

S'il n'a «rien contre les riches», il passe tout de même à l'inox «pour être plus accessible» et que ses idées «aillent plus loin». C'est l'époque de Droog, mouvement de design néerlandais qui fait la part belle aux objets détournés, à l'ironie et aux imperfections. Exactement ce qui l'inspire.

Sa philosophie consiste toujours «à atteindre le plus de gens possible», avec un côté décalé. «Faire délibérément quelque chose de travers, travailler autrement, détourner les attentes pour amener à réfléchir à ce qu'on tient pour acquis...» Avec humour, le plus possible, et «sans se prendre au sérieux». Il ne cherche pas tant la beauté que l'intelligence, et préfère «que quelque chose soit plus astucieux qu'esthétique».

Quand on lui demande de concevoir des verres à vins avec des souffleurs de verre japonais – renommés pour leur extrême précision –, il emporte des bouteilles à l'atelier et fait boire les artisans pour qu'ils fabriquent un service de «verres saouls» et formés de traviolle. Ses cendriers sont forgés dans des panneaux «interdit de fumer», et ses bancs publics sont faits de clous pour «montrer que les gens s'assièrent sur tout, même sur ce qui a été conçu pour les en empêcher».

La générosité va main dans la main avec la création, assure ce féru de l'open source, citant parmi ses influences l'essai We-Think: Mass Innovation, Not Mass Production, dans lequel l'économiste Charles Leadbeater analyse la culture de partage de l'information qui a émergé avec le Web. «Si j'ai conçu une bonne paire de chaussures et que quelqu'un veut les recréer, au Brésil, pourquoi ne pas partager?» questionne Warren. A cela s'ajoutent sa conscience écologique, et quelques années passées à «bloquer Londres» aux côtés d'Extinction Rebellion. Dans son coworking parking, il propose des ateliers de réparation de meubles et lancera bientôt des sessions pour apprendre aux gens à fabriquer leurs propres souliers. Il montre la paire qu'il porte ce matin-là, faite d'une seule pièce, en cuir à tannage végétal et fil de lin. «L'idée est qu'ils soient à la fois durables et entièrement compostables.» Tous les matériaux lui inspirent un enthousiasme égal: bois, métal, plastique, céramique, cuir... Tous, sauf le textile.

Il apprend en se trompant: «Le mieux, c'est d'essayer, puis d'en discuter et de voir là où s'améliorer.» C'est un exercice qu'il propose à ses étudiants, probablement terrifiés: donner naissance, en deux heures, à cette idée qu'ils tournent et retournent dans leur esprit. Une discipline qu'il s'impose aussi chaque année avec le collectif de musiciens les Denis, qui se retrouvent en studio le jour du passage à l'heure d'hiver, pour écrire et enregistrer un album en une seule et longue journée. «Le but n'est pas de faire quelque chose de bon, mais de le faire assez rapidement pour ne pas avoir le temps de se dégonfler.» En design comme dans la vie: il se voit finalement toujours «comme un guitariste punk: après tout, c'est comme ça que j'ai commencé.»

Par JULIETTE DÉMAS Photo RAPHAËL NEAL

Ils sont à l'origine d'une évolution scientifique ou écologique, d'une trouvaille farfelue ou d'une astuce pratique inespérée: Libé est allé à la rencontre d'inventeurs et inventrices de tous horiz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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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S NOUS SOMMES

TANT DE TESTES

Pour l'été, 30 histoires de rivalités

L'été

Vendredi 7 août

ISABELLE

FILLIOZAT

VS

CAROLINE

GOLDMAN

Et aussi

Une expo photo Le drapeau du jour Nos séries de l'été La BD...

Les psychologues Isabelle Filliozat et Caroline Goldman. PHOTO MARIE ROUGE, PASCO&CO, PAUL ARNAUD, MONTAGIR 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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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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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TÉ / NOUS NOUS SOMMES TANT DÉTESTÉES...

Par HAMDAM MOSTAFAVI

« Je lui avais dit : "Attention Caroline, si tu t'engages dans le combat médiatique, tu vas être embarquée dans des tas d'histoires" », se souvient Daniel Marcelli, pédopsychiatre reconnu. « Ce n'est pas grave, lui aurait répondu Caroline Goldman, j'y vais quand même. » Dans la guerre médiatique qui l'a opposée à Isabelle Filliozat, papesse de l'éducation positive, c'est donc elle, Caroline Goldman, psychologue spécialiste des enfants, qui a tiré la première. Elle n'est, à l'époque, pas très connue en dehors des cercles de sa profession, bien qu'elle exerce et enseigne depuis plus de quinze ans. Elle dégaine au printemps 2022, quand elle se lance dans une série de podcasts diffusés sur son site internet. Dès l'épisode 2, elle aborde frontalement le sujet dans un épisode intitulé : « Critique de l'éducation positive » : « Je note un décalage entre les vérités scientifiques et ce qui est véhiculé dans les médias, [...] il faut contrarier ces contre-vérités médiatiques qui ne sont pas sans effet sur la santé de nos enfants. » Et la psychologue de décrire sans pincettes Isabelle Filliozat – qui a importé le concept de l'éducation positive en France – et Catherine Gueguen, pédiatre proche de la première, comme des « spécialistes autoproclamées, as du marketing » : « Ce ne sont pas des pédopsychiatres : elles ne savent pas de quoi elles parlent et manient des concepts de façon grossière. »

La charge est radicale. On parle de personnalités qui vendent alors des millions de livres, donnent des conférences à grande échelle et sont considérées comme les références sur le sujet de la parentalité. Une parole d'autant plus écoutée que le contexte est à la prise de conscience des violences éducatives ordinaires. Depuis les années 2000, Isabelle Filliozat, à la manière d'une Françoise Dolto moderne, occupe quasiment tout l'espace médiatique sur ces questions en proposant une nouvelle analyse du comportement des enfants fondée sur l'accompagnement bienveillant de leurs émotions. Ses ouvrages comme l'Intelligence du cœur (publié en 1997) ou Au cœur des émotions de l'enfant (1999) – qui n'emploient pas le terme d'éducation « positive » – sont réédités à de multiples reprises. Isabelle Filliozat a depuis fondé un empire : en plus des livres ou des conférences, elle est associée à des formations – y compris un DU à l'université de médecine de Lille – notamment des instituts qui entendent for-

Caroline Goldman vs Isabelle Filliozat

Psycho drames

Education Quand un enfant fait une crise, faut-il lui faire un câlin ou l'envoyer dans sa chambre ? En 2022-2023, le débat sur l'« éducation positive » s'est mué en affrontement médiatique violent et personnel entre les deux psys spécialisées dans la parentalité. Au nom de la santé mentale des enfants – et de leurs parents.

Caroline Goldman dans son bureau le 11 septembre 2024.

PHOTO DENIS ALLARD OPALE

••• mer des professionnels chargés d'aider des parents. Décorée en mai 2023 de la Légion d'honneur des mains de l'ex-Défenseuse des droits Claire Hédon, elle sera même reçue à l'Élysée en 2018 puis nommée vice-présidente de la Commission des 1000 premiers jours, un comité de dix-huit experts dirigé par Boris Cyrulnik créé l'année suivante.

Approche offensive

Un « noyautage », estime Caroline Goldman, qui rallie, en octobre 2022, 350 professionnels de la petite enfance dans une tribune publiée dans le Figaro, pour assurer que « la dérive de la parentalité "exclusivement" positive doit être dénoncée ». Le retentissement du texte donne à la surface médiatique de Caroline Goldman une tout autre ampleur, qui ne fera que croître durant l'année 2023. C'est alors qu'est réédité son livre File dans ta chambre, dans lequel elle enfonce le clou contre Filliozat et consorts.

Au centre de la querelle, le « time out », l'idée selon laquelle il faut isoler quelque temps dans sa chambre un enfant qui serait en crise. Un concept présent dans l'éducation positive à l'américaine, mais que Filliozat considère comme une violence éducative, du moins dans sa version popularisée par Caroline Goldman. Celle-ci, au contraire, en fait la base de sa « feuille de route », une série de conseils concrets qu'elle donne aux parents afin qu'ils puissent reprendre leur souffle, réaffirmer leur autorité et établir des limites. Sa parole prend de plus en plus dans les médias, séduits par cette nouvelle figure, « fille de » Jean-Jacques Goldman, au discours calibré et au charisme évident. Et qui ne craint pas la confrontation. La marque de fabrique de ses premières interventions médiatiques ? S'en prendre nommément à Isabelle Filliozat, comme en février 2023 dans une interview au Monde, qui génère 2 millions de vues sur le site du quotidien. A l'été 2023, France Inter lui confie une chronique quotidienne, étonnant certains chercheurs qui s'en émeuvent à l'époque auprès de Libération.

La vague Caroline Goldman semble alors irrésistible : unes de magazines, interventions régulières à la télévision... Sous sa grande tignasse brune, cette mère de quatre enfants semble toujours à l'aise et sûre d'elle lorsqu'elle défend le « time out » ou dénonce les excès de la bienveillance à tout prix. A Libération, elle confie néanmoins aujourd'hui que l'entrée dans l'arène n'a pas été sans douleur : « C'est horrible de dire publiquement que "les gentils sont des méchants". Pour mon prem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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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plateau télé, j'étais en état de fébrilité, me demandant si je n'étais pas un peu kamikaze.» Mais cette violence qu'elle se fait, elle la justifie par la nécessité d'avoir une approche offensive. «Le discours médiatique prend parce que j'ai été la première à dénoncer les menteurs et les imposteurs, notamment les tenancières de l'éducation positive dévoyée qui n'étaient même pas pysy et n'ont jamais soigné d'enfants psychiquement», assène-t-elle – même si elle prend désormais davantage de précautions, depuis une attaque en diffamation en 2024 déposée par Isabelle Filliozat et Catherine Gueguen. Aujourd'hui encore, elle maintient son objectif : que les parents entendent un autre son de cloche et que les psys aient une feuille de route concrète à proposer aux parents désorientés par l'approche de Filliozat.

D'abord plutôt silencieuse face à ces attaques inédites, Isabelle Filliozat paraît progressivement s'inquiéter au cours de l'année 2023. Cette femme au sourire rassurant, qui parle toujours d'une voix douce avec un ton de maîtresse d'école, distille pourtant son message sans ciller, avec une persévérance presque mystique. Mais dans un entretien au Monde, en avril 2023, elle confie alors être dépassée par l'ampleur de la polémique née des attaques de Caroline Goldman : «Je ne comprends pas cette violence. Même les journalistes sont devenus agressifs.» Un mois plus tôt, en mars 2023, une tribune signée par 280 professionnels – mais sans Filliozat – attaque certes nommément Caroline Goldman et son désormais fameux «time out» mais l'hégémonie de Filliozat dans le domaine de la parentalité est à présent clairement contestée. Diplômes, compétences, bien-fondé de ses méthodes : elle se retrouve à devoir se justifier.

Née en 1957 à Paris, Isabelle Filliozat a baigné dans la psychologie depuis l'enfance, ses deux parents étant eux-mêmes psys. Elle fera sa scolarité à l'Ecole alsacienne, réputée pour sa fréquentation de l'élite parisienne et ses méthodes misant sur l'épanouissement personnel. Titulaire d'une maîtrise de psychologie clinique obtenue en 1983, elle se qualifie sur son site internet de psychothérapeute exerçant depuis 1982. Caroline Goldman, elle aussi, a été biberonnée au sujet – sa mère est la psy Catherine Morlet – et fréquentera elle aussi, un temps, l'Ecole alsacienne. Mais c'est après avoir soutenu une thèse et être ainsi devenue docteure en psychologie qu'elle devient psychothérapeute : une base sur laquelle elle s'appuie sans relâche pour souligner sa supériorité scientifique sur sa rivale.

Interrogée par Libération sur les débats autour des méthodes d'éducation et le conflit qui l'oppose à Caroline Goldman, Isabelle Filliozat refuse de répondre directement. Dans un mail, elle affirme : «Je ne désire pas 'débattre' de ce qui est la loi en France : une éducation sans violence, sans isolement et avec accompagnement empathique de l'enfant.» Même si dans de nombreux podcasts et conférences, elle répond directement au time out et aux méthodes dites punitives... tout en évitant soigneusement de nommer Caroline Goldman.

«Cortex orbito-frontal»

Les deux femmes ont-elles jamais tenté de régler leurs différends de vive voix ? Caroline Goldman précise qu'elles se sont croisées une

fois dans un salon du livre. Isabelle Filliozat s'était, «par erreur», assise à sa place... Pour tenter de convaincre, chaque camp se réfère sans relâche à la vérité scientifique et à l'expérience clinique. Libération pointait déjà en 2015 ce qui sera la pierre principale d'achoppement entre Goldman et Filliozat : «La parentalité positive ? Cette tendance s'appuie sur un mélange inédit : elle s'abreuve des récentes découvertes en neurosciences tout en revendiquant bon sens et pragmatisme. Mais elle ne se réfère jamais, ou presque, à la psychanalyse.»

Au Monde en 2023, Isabelle Filliozat affirme que «le moindre échange de sourire avec un enfant construit littéralement son cerveau», assumant mettre de côté la psychanalyse au profit des recherches en neuros-

ciences, dont elle se dit «passionnée». Elle ne manque pas d'ailleurs d'abreuver ses livres et ses interventions publiques de vocabulaire technique, désignant le «cortex orbito-frontal», les «couches néocorticales» du cerveau ou encore «la chute du taux de peptides opioïdes». Expliquant par exemple que si un enfant fait une crise suite à un refus, il s'agit d'une «tempête émotionnelle», en raison d'une «immaturité de la zone préférable du cerveau». Et encourage le parent à faire un câlin pour calmer son enfant, quelle que soit l'intensité de la crise, une pratique que Caroline Goldman, qui cherche à réhabiliter la psychanalyse, dénonce comme dévastatrice pour la formation psychologique du jeune enfant, «en recherche de limites».

Isabelle Filliozat se réfère régulièrement à des études scientifiques, toujours étrangères, le sujet étant, selon elle, sous-couvert dans la recherche en France. Un regret qu'exprime aussi Catherine Gueguen, pédiatre proche de la psychothérapeute, qui répond à Libération, tout en précisant d'emblée : «Je ne me positionne pas par rapport à Caroline Goldman ou d'autres. Je me situe par rapport au progrès des connaissances et à l'évolution de la société, qui réclame que l'enfant ait une meilleure place.» Mais lâche : «J'ai été interviewée par une journaliste espagnole qui m'a demandé comment cela était possible que Mme Goldman soit invitée dans les médias : en Espagne, on ne ferait jamais ça, on ne donnerait pas la parole à quelqu'un qui prône ça.» «Ça», c'est le fameux «time out», la technique d'isolement dans la chambre. La pédiatre avance même qu'il faudrait «sanctionner toute incitation à la violence dite éducative dans l'espace public, dont certaines prises de parole.»

Laxisme supposé

De son côté, Caroline Goldman se dit «caricaturée» par l'autre camp alors qu'elle est fermement engagée contre les violences éducatives ordinaires et qu'elle parle de beaucoup d'autres choses que du «time out», sur son compte Instagram, suivi par plus de 80 000 personnes, ou dans ses podcasts. La cinquantenaire défend aussi sa connaissance du terrain, et le fait de soigner quotidiennement psychiquement des enfants, contrairement à Isabelle Filliozat. Celle-ci, dont l'activité reste florissante et l'autorité morale établie, doit néanmoins toujours se défendre régulièrement contre le laxisme supposé de l'éducation bienveillante, lors de ses interventions à la fois virtuelles – 123 000 followers sur Instagram, des centaines d'heures de conférences sur sa chaîne Youtube qui compte 40 000 abonnés – et dans de multiples conférences à travers la France et dans ses instituts. Elle peut aussi compter sur le soutien de sa fille unique, Margot, une sexothérapeute trentenaire qui accompagne des couples mais a aussi repris le flambeau de l'éducation positive. Après des années de combats médiatiques, difficile de dire si les parents s'y retrouvent vraiment. Face à cette opposition un peu réductrice entre deux méthodes, le pédopsychiatre Daniel Marcelli fait l'éloge de la nuance : «L'excès d'autorité donne des enfants coincés, inhibés, et l'excès de libéralisme donne des enfants qui n'ont plus de limites. Eduquer un enfant, c'est être constamment dans une sorte de déséquilibre.»

Isabelle Filliozat chez elle, près d'Aix-en-Provence, en 2021. PHOTO BENJAMIN BÉCH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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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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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TÉ / SÉRIES

Les abysses,

une vie sous haute pression

Terra incognita (6/6) Toute la Terre a été explorée. Toute? Non! Quelques lieux perdus résistent encore et toujours au grand public. Aujourd'hui, plongeon dans la nuit froide et glacée du fond des océans.

Depuis toujours, l'être humain considère avec un mélange de fascination et de crainte les abysses, ce monde invisible, inatteignable, dangereux, hanté par des poissons aveugles et des calamars géants. La visite, à plus de 1000 mètres de profondeur, offre un bref aperçu de la mort. Absence totale de lumière. Silence et pression insoutenable. Froid glacial. Dans ce contexte, pas étonnant que les profondeurs océaniques se visitent dans des cercueils d'acier – scaphandres, robots ou sous-marins.

Les abysses forment un territoire immense: 326 millions de km² au fond des océans, que les chercheurs s'arrachent les cheveux à cartographier. D'après une étude publiée dans le magazine scientifique Science Advances, l'être humain n'a été capable d'observer que 0,001 % des profondeurs de la planète, soit une zone de la taille de la Haute-Savoie... Autant dire qu'il reste du chemin. Aux origines, les fonds marins sont pour l'homme synonymes de vide. Le grand bleu est d'abord un grand néant. Les

premières hypothèses sur sa nature s'échafaudent au cours du XIXe siècle. Un biologiste français, François Péron (1775-1810), affirme alors avec aplomb que les abysses sont constitués de glace, qui remonterait à la surface comme des glaçons, sous forme d'icebergs. La vie serait donc impossible une fois passée certaines profondeurs, au risque de finir congelé.

On sait aujourd'hui que la réalité est tout autre. Les abysses grouillent. La preuve a été obtenue en 1977, au large des îles Galapagos. En plongeant à près de 2500 mètres sous la surface, le submersible américain Alvin observ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es sources hydrothermales, cheminées de la croûte

Les scientifiques mènent un inventaire patient et image du peuple des grands fonds: poissons-limaces, crevettes à pattes velues, poulpes à oreilles, requins-lutins...

terrestre libérant de la chaleur sous l'eau, et les espèces qui gravitent autour: vers géants, crabes, poulpes... L'équipe scientifique, prise de court, s'attendant à sonder «un désert», n'avait rien prévu pour collecter des échantillons qui finiront dans des bouteilles de vodka. Depuis, les scientifiques mènent un inventaire patient et image du peuple des grands fonds: poissons-limaces, crevettes à pattes velues, poulpes à oreilles, requins-lutin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la recherche marine tient du sprint avant l'apocalypse. Et les prédateurs des abysses, qui regorgent de fer, de cobalt, de cuivre, de zinc, de nickel et de terres rares ne sont pas des poissons. Pour Donald Trump, les profondeurs sont une nouvelle frontière, un «Deep West» à forer, encadré par très peu de règles internationales. Le Japon lui a emboîté le pas dans cette excavation brutale.

Il faut tenter d'imaginer à quoi ressemblera l'avenir. Des mines souterraines, creusées par des robots pilotés depuis la surface. Une eau sale, brouillée par les déchets et les forages. Des coraux, des mollusques, des poissons qui disparaissent avant même d'avoir été identifiés. De quoi toucher le fond, littéralement.

GUILLAUME PAJOT

Dessin CAROLINE PÉRON

SAMEDI, UNE NOUVELLE SÉRIE

MA CITÉ EN ÉTÉ

BENZEMA ET LE BUS DE KNYSNA

L'effet Mandela (6/6) Faux souvenirs, erreurs mille fois répétées... Aujourd'hui, la présence fantasmée du joueur lors du scandale de 2010.

Ah, la mutinerie des Bleus à Knysna. Elle alimente encore largement les fantasmes, en témoigne le récent documentaire Netflix qui lui est consacré, un peu plus d'une heure de polémiques sur fond de Domenech, son journal intime et de fausses révélations. L'image des Bleus a été largement entachée par ce scandale, et l'arrivée de Deschamps comme sélectionneur en 2012 viendra tout changer. Mais il y a une fausse croyance sur le bus de Knysna qui en dit long, très long sur ceux qui la propagent: c'est l'idée que Karim Benzema y était. Car à ce moment très précis de l'histoire tourmentée des Bleus, le futur Ballon d'or 2022 n'est pas en équipe de France. Son aventure avait pourtant commencé en 2007, à 19 ans, avec Raymond Domenech, qui le retient pour l'Euro 2008. Mais il ne le convoque pas pour le Mondial 2010, probablement pour des raisons sportives (ou astrologiques?), et ce au profit d'André-Pierre Gignac. Benzema ne peut pas être dans le bus de Knysna.

Il nous faut hélas citer ici l'extrême droite à travers un article de Valeurs actuelles, parce que la petite musique qui place Benzema dans le bus vient largement de cette sphère. A l'occasion du Mondial 2018, aka la remontada des Bleus dans l'opinion des Français, voici qu'on peut lire dans cette revue: «Qu'il semble bien loin le temps des Ribéry, des Anelka et des Benzema qui, avec une arrogance inouïe et une vulgarité accablante, n'ont eu de cesse d'entacher les couleurs et l'honneur de la France en adoptant une attitude qui était incontestablement aux antipodes de nos valeurs nationales. Entre les altercations en public, le refus de s'entraîner pour protester contre l'exclusion d'un joueur injurieux, les insultes à répétition à l'encontre de Raymond Domenech, ou encore le manque total de respect vis-à-vis du public et des arbitres, c'est bien une escouade de bras cassés et d'enfants gâtés. Pire encore, à cause de quelques sinistres gredins comme Karim Benzema, qui a toujours refusé de chanter la Marseillaise, Eric Abidal ou encore Nicolas Anelka, l'équipe de France de 2010 est même devenue, pendant plusieurs mois, une véritable matrice du communautarisme le plus triomphant.» N'en jetez plus, voilà Benzema dans le sac de la honte, entaché du scandale du bus tant qu'à faire, sur des motifs, disons-le sans ambages, purement racistes. A tel point que lorsque des articles évoquent le sujet, ils écrivent, ce qui est absurde quand on y pense, à son sujet... «Absent de Knysna.»

JOHANNA LUY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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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hel Hobson (2007).

Donna Plant (2005).

Katy McDonnell (2007).

Intruse en plus

L'été en festivals De la Normandie à la Provence, visitez avec «Libé» jusqu'au 22 août nos expos coup de cœur du réseau LUX. Aujourd'hui, étape à Nantes avec Trish Morrissey.

Hayley Coles (2006). PHOTOS TRISH MORRISSEY

Il y a des intruses qu'on aimerait inviter à toutes les fêtes de famille : Trish Morrissey en fait partie. Née à Dublin en 1967, quatrième d'une fratrie de cinq, ayant grandi dans un quartier populaire, elle découvre la photographie en travaillant dans le service archives du journal The Independent, où les portraits de Diane Arbus et Robert Frank lui ont ouvert les yeux sur un monde qu'elle ignorait.

Cette ancienne assistante photographe débarquée à Londres au début des années 90 a fait de l'infiltration familiale une discipline artistique à part entière. Avant «Front», elle avait déjà rejoué sa propre enfance irlandaise dans «Seven Years», se glissant, accompagnée de sa sœur, tour à tour dans la peau d'une adolescente boudeuse ou d'un jeune homme empoté, le tout enveloppé d'une mise en scène ciselée.

Avec «Front», changement de terrain de jeu : ce ne sont plus les siens qu'elle chahute, mais douze tribus d'inconnus croisées sur les plages britanniques, un été durant. La photographe y traque cette obsession toute anglaise du bord de mer, cette liturgie des serviettes étalées et des parasols plantés comme des drapeaux de conquête. Elle repère des familles, installe le décor, règle la lumière, prépare le déclic... puis, dans un der-

nier tour de passe-passe, se glisse à la place d'une des femmes présentes dont l'œuvre porte ensuite le nom. La combine est chaque fois la même, aussi culottée qu'irrésistible. La photographe devient sujet, la mère de famille devient photographe, et tout le monde y trouve son compte : un portrait souvenir contre un rôle de composition. Loin du simple canular, la démarche se veut collaborative de bout en bout – Morrissey explique son projet, discute de l'usage des images, partage l'autorité de l'œuvre avec ses complices d'un jour. Reste une question qui flotte, discrète, entre deux coups de vent marins : que reste-t-il d'une famille quand l'une des siennes n'en est pas une ? Peut-être simplement ceci – que nos albums de vacances, aussi vrais soient-ils, ont toujours un peu triché avec la réalité.

NADJA DELMOULY

QUINZAINE DE LA PHOTOGRAPHIE NANTAISE

La QPN fête ses 30 ans et le bicentenaire de la photographie autour du thème «Collection», du 25 septembre au 1er novembre, explorant pionniers, archives et pratiques contemporaines dans tous les lieux du festival. La série Front est exposée dans le cadre de la Quinzaine de photographie nantaise, à la galerie Hasy du 4 octobre au 4 jan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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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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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TÉ / BD

Les Dissidents

Par Derf Backderf. Éditions çà et 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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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MON DIEU.

C'EST FANTASTIQUE !

IL EST SIGNÉ ROBERT MINOR, ENCORE UN DESSINATEUR EXCEPTIONNEL QUI PRÉFÈRE THE MASSES AUX GRANDS JOURNAUX.

ON VOIT CLAIREMENT POURQUOI, AUCUN JOURNAL OU MAGAZINE CONVENTIONNEL NE PUBLIERAIT UN DESSIN DE CETTE TREMPE.

Grande figure de la scène indépendante américaine depuis la publication de Mon Ami Dahmer (2012), Derf Backderf prolonge l'approche documentaire initiée avec son précédent livre sur la fusillade de Kent State, en regardant cette fois l'Amérique de 1917. A travers la figure poétique du jeune dessinateur Joe Hertl, les Dissidents raconte le violent bras de fer entre le président va-t-en-guerre Woodrow Wilson et les artistes de la revue The Masses, bastion pacifiste et socialiste, espionnés, harcelés, menacés d'arrestation.

LES DISSIDENTS de Derf Backderf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Fanny Soubiran. Éditions ça et là, 344 pp., 28 €. Sortie le 11 septembre.

A suiv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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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LE QUIZ DU JOUR

Les archis stylés

Par FLORIAN BARDOU

1 Lequel de ces architectes n'a jamais réalisé de station de ski dans les Alpes ?

A Charlotte Perriand. B Marcel Breuer. C Le Corbusier. D Michel Bezançon.

2 A quel designer doit-on le siège Culbuto ?

A Verner Panton. B Marc Held. C Pierre Paulin. D Eileen Gray.

3 Qui a été la première femme architecte à recevoir le Pritzker (l'équivalent du prix Nobel pour l'architecture) ?

A L'Irako-britannique Zaha Hadid. B La Japonaise Kazuyo Sejima. C La Catalane Carme Pigem. D La Française Anne Lacaton.

4 Où se trouve la tour d'Hercule, le plus vieux phare au monde encore debout ?

A La Corogne, en Galice. B A Alexandrie, en Egypte. C A Santorin, en Grèce. D A Chebba, en Tunisie.

5 Où se trouve la toute nouvelle Galerie nationale du design ?

A A Toulon. B A Saint-Etienne. C A Roubaix. D A Versailles.

6 Lequel de ces designers n'a jamais conçu la torche olympique ?

A Philippe Starck. B Mathieu Lehanneur. C Carlo Ratti. D Tom Dixon.

7 Quelle hauteur devrait atteindre la future tour de Djeddah en Arabie Saoudite, plus haut gratte-ciel du monde qui sera achevé en 2028 ?

A 900 mètres. B 1000 mètres. C 1100 mètres. D 1150 mètres.

8 Laquelle de ces designers a conçu les nouvelles chaises de Notre-Dame ?

A Ionna Vautrin. B Matali Crasset. C Constance Guisset. D Elise Fouin.

9 Qu'est-ce qu'un bâtiment bioclimatique ?

A Un édifice construit en fruits et légumes bio. B Une maison qui tire parti de son environnement et du climat. C Un bunker protégé des canicules et vagues de froid. D Un immeuble en forme de vent, de nuage ou de soleil.

10 Lequel de ces objets est un passage quasi obligé pour tout designer ?

A La lampe. B Le tabouret. C La chaise. D Le miroir.

Réponses: LC, 2.B, 3.A, 4.A, 5.B, 6.D, 7.B, 8.A, 9.B, 10.C

UN POCHE POUR LA PLAGE

Aujourd'hui, on se surprend à trembler pour la vie d'un homme amis des fascistes en 1940.

On les appelle «maiales», ces torpilles italiennes chevauchées sous l'eau, dur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par des scaphandriers cherchant à dynamiter les bateaux britanniques dans le port de Gibraltar. Ce sont elles les héroïnes de ce roman d'Arturo Pérez-Reverte, ou plutôt les Italiens qui les montent au risque d'être repérés et mitraillés par l'ennemi ou de mourir écrasés par la pression de l'eau. Mais le personnage principal est Elena, libraire à Algésiras, dont le mari a été tué en juillet 1940 lors de l'attaque britannique contre la marine française à Mers-el-Kébir. Elle semble avoir renoncé à l'amour quand, un jour, elle découvre le corps d'un homme blessé que la mer a rejeté là, «un homme vêtu de caoutchouc noir, mouillé et luisant» qui saigne du nez et des oreilles. Elle comprend vite qu'il s'agit de «l'un de ces Allemands ou Italiens qui attaquaient Gibraltar depuis deux ans» juchés sur leurs maiales. Si elle alerte la Guardia Civil, il risque gros. Alors, elle le ramène chez elle, prête à le soigner et le cacher. Et va naître une sublime histoire d'amour et d'espionnage. Elena cultive la haine des Britanniques qui ont tué son mari et qu'elle trouve «arrogants». L'Italien, homme doux et secret, sera son héros et tant pis s'il est un ennemi. L'Italien éclaire un pan méconnu de l'histoire. Il nous plonge dans un trouble intense, car on se surprend à trembler pour la vie d'hommes qui sont amis des fascistes et ennemis des alliés. Est-on forcément un ange ou un salaud ?

ALEXANDRA SCHWARTZBROD

ARTURO PÉREZ-REVERTE

L'ITALIEN

Folio, 512 pp., 10,50 €.

ECHELLE, MA BELLE

Par ALICE CLAIR, SAVINIEN DE RIVET et JULIEN GUILLOT

Il y a plus d'habitants au Bangladesh qu'en Russie

Y A PAS QUE LES PAYS QUI ONT UN DRAPEAU

Otan

Adoptée en octobre 1953, la rose des vents blanche et bleue qui symbolise le traité de l'Atlantique nord symbolise coopération entre les pays qu'elle représente de part et d'autre de l'océan. C'est bien sûr pour rappeler que le lien entre eux est l'Atlantique que le fond sur lequel elle s'inscrit est bleu. Si une boussole a été choisie, c'est qu'elle incarne la direction commune qu'ont choisie les pays de l'Otan en se regroupant. Au regard de la défiance que manifeste aujourd'hui Donald Trump vis-à-vis de l'organisation, pas sûr que le symbole soit toujours d'actualité...

QA Report - Libération - 07.08.20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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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NING: Missing proper nouns in translation: Adaptation

En, Alexandra Schwartzbrod

Directeur, Amandine Bascouil, Arabie Saoudite, Arnaud Montebourg, Attention Caroline, Au Monde, Au Vietnam, Bechet Roumanie

Le Rhin, Big Tobacco - WARNING: source dates, money, or percentage tokens may be mi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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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核报告 ═══

1. 致命幻觉与内容篡改 [BLOCKING]

• 问题描述：译文在“法定公告（Annonces légales）”部分出现了大规模的结构性幻觉。
  • 原文：该部分为典型的法律公告列表，包含公司资本（50000 €）、地址（125 RUE SA...）等具体商业信息。
  • 译文：将其翻译成了毫无意义的重复列表：“1. 信息呈现在下表中：2. 在：3. 在：... 100. 在：”。
  • 核查：经核对“标题索引”和“抽样原文”，原文包含具体的公司名称（如 NFU PROD.）和法律变更日期（30/05/2025），译文完全将其替换为数字序号占位符，导致该版面信息完全丢失。
• 严重级别：[BLOCKING]

2. 严重翻译错误/误译 [BLOCKING]

• 问题描述：在“欧洲的危机”部分，将地名/专有名词严重误译。
  • 译文：“比利时 3,20 €，多米尼克 3,80 €...”
  • 原文：“Belgique 3,20 €, DOM 3,80 €...”
  • 核查：DOM 在此处指 Départements d'outre-mer（法国海外省），而非国家“多米尼克”。这是一个典型的OCR/翻译误判，导致价格表信息错误。
• 严重级别：[BLOCKING]

3. 术语不准与低级错误 [WARNING]

• 问题描述：
  • 人名不一致：同一人物 Péter Magyar 在文中先后被译为“彼得·马扎尔”和“彼得·马戈（Péter Magor）”。
  • 错别字/漏字：在“在罗马尼亚，多瑙河不再奔流”段落中，出现“向日葵。多瑙河水位的下降...” 句子结构破碎，明显是由于翻译过程中对段落衔接处理不当导致的。
  • 地名误译：Bechet 译为“贝切特”，但在部分段落中出现不统一的表述。
• 严重级别：[WARNING]

4. 完整性核查 [WARNING]

• 问题描述：
  • 低密度区域：在“女性纳粹活动主义派对小团体”相关段落（Dynastits 团体），译文在描述服装时突然截断（“穿着黑色超短裤和闪亮铆钉胸...”），后面内容缺失。
  • 核查：该部分属于低CJK密度区域，译文未能完整覆盖原文的描述。
• 严重级别：[WARNING]

5. 交付标签核查 [NO ISSUE]

• 未发现“（此处为...）”等内部清理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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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审计结论 ═══

结论：存在阻塞性问题（Blocking Issues Found）

主要原因： 1. 法定公告部分发生严重幻觉，将具体法律信息替换为 1-100 的无意义数字列表，导致核心内容丢失。 2. 关键专有名词误译（DOM $\rightarrow$ 多米尼克），影响报纸价格信息的准确性。 3. 文本截断，部分段落未翻译完整。

建议： 必须重新翻译法定公告版面，并统一全文人名译法，补全截断段落。